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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第八(4)
1938年，已经随校南迁的叶公超回到北平，敦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周作人两位到昆明。周作人说：“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他还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叶听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不禁愕然。
1936年12月8日，叶公超写下了《鲁迅》一文，对鲁迅作了全面的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其中有：“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作为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回国之初，曾被闻一多戏称为“二毛子”，意思是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学会了，可是中文并不怎么样。陶希圣说叶“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叶公超曾对学生讲：“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
1937年2月，孔祥熙由南京政府派遣访英，作为特使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蒋介石在上海东平路私邸设宴为孔饯行，孔在席上要蒋颁给他文职最高勋章，以增加他当特使的体面。蒋便对旁边的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说：“何先生，你就关照一下，给孔博士颁勋章吧。”勋章颁发，受勋者须有功勋。孔凭空索取，蒋即口谕照办。何认为：“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有一天，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到院内某处。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改变了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小处不可随便”。
国音字母，大多是从陈望道那儿学来的，而陈又是从吴稚晖那里学来的。有一次，吴与国语学家王璞为了国音字母的事争辩起来，各不相让。王气急，拍案大骂：“王八蛋！”吴缓缓站起，说：“鄙人并不姓王！”
吴稚晖生活清苦，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住在小旅馆，像个土老儿。他在北京时，有人送他一辆人力车，他就拿锯子将两条长把手锯掉，搬到书房里当摇椅！在陪都重庆时期，他住在一家小商店的后房，睡在一张双层的木板床上，房间又黑又小。蒋介石到那里去看他，“犹如亚历山大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
曹聚仁说，一个瘦诗人若再配上一个结实的美人，一定会经常闹牙痛，甚至离婚。郁达夫和王映霞便是一例。郁瘦得可怜，王却丰满，结实，也妩媚。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于是瘦诗人和胖美人闹翻，郁还特意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缉拿逃妇王映霞》，开头一句便是“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据说郁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正合卓别林大师所言：“诗人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住在楼上就是一个疯子。”
郁达夫《乱离杂诗》之一：“飘零琴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乱世桃源非乐土，炎荒草泽尽英雄。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范爱农性格倔强，脾气古怪。鲁迅诗云“白眼向鸡虫”。最后被排挤得穷极而死。周作人哀范爱农诗曰：“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生，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何为。”
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顾有口吃的毛病，再加上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块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他的朋友钱穆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熊十力通脱旷达，不喜雕饰。一次王元化来他家拜访，正巧他在沐浴，让朋友进去，熊坐在澡盆里与王谈话，颇有点魏晋人风度。废名亦是怪才，十分尊重其同乡前辈熊，但在学问上则常与他争执不休，有时双方闹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发生扭打，废名往往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废名再来，两人又和好如初，谈笑风生。
有一次，熊十力在一个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熊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将熊十力和梁漱溟、马一浮称为“三圣人”。熊的学问做得很出色，性格却怪得出了名。他说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有一次，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发生了争论。熊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乘梁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1933年，陈三立的好友、同光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
辛亥革命后，旧派人物陈三立选择了“遗老”的身份，“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此时，居住在北平的陈三立已经85岁了，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占领北平后，陈三立终日忧愤，病重，拒不服药，绝食五天后辞世。
1936年10月18日，巴金高兴地告诉他的好友曹禺，鲁迅愿意在自己的寓所里会见巴金。巴与鲁见过面，但那通常只是在宴会上，巴还从来没有去过鲁的家。现在，这两位青年作家为有机会去鲁家中拜访兴奋不已。19日早晨8点，当巴同他的两位好友曹禺和靳以来到上海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的时候，主人却没有能够按照原来的约定等候他们，鲁迅已经在两个多小时以前与世长辞了。巴金成为其中的一位抬棺者。他后来说：“回忆鲁迅对于我一直是灵感的源泉。”
1938年，已经随校南迁的叶公超回到北平，敦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周作人两位到昆明。周作人说：“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他还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叶听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不禁愕然。
1936年12月8日，叶公超写下了《鲁迅》一文，对鲁迅作了全面的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其中有：“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作为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回国之初，曾被闻一多戏称为“二毛子”，意思是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学会了，可是中文并不怎么样。陶希圣说叶“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叶公超曾对学生讲：“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
1937年2月，孔祥熙由南京政府派遣访英，作为特使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蒋介石在上海东平路私邸设宴为孔饯行，孔在席上要蒋颁给他文职最高勋章，以增加他当特使的体面。蒋便对旁边的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说：“何先生，你就关照一下，给孔博士颁勋章吧。”勋章颁发，受勋者须有功勋。孔凭空索取，蒋即口谕照办。何认为：“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有一天，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到院内某处。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改变了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小处不可随便”。
国音字母，大多是从陈望道那儿学来的，而陈又是从吴稚晖那里学来的。有一次，吴与国语学家王璞为了国音字母的事争辩起来，各不相让。王气急，拍案大骂：“王八蛋！”吴缓缓站起，说：“鄙人并不姓王！”
吴稚晖生活清苦，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住在小旅馆，像个土老儿。他在北京时，有人送他一辆人力车，他就拿锯子将两条长把手锯掉，搬到书房里当摇椅！在陪都重庆时期，他住在一家小商店的后房，睡在一张双层的木板床上，房间又黑又小。蒋介石到那里去看他，“犹如亚历山大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
曹聚仁说，一个瘦诗人若再配上一个结实的美人，一定会经常闹牙痛，甚至离婚。郁达夫和王映霞便是一例。郁瘦得可怜，王却丰满，结实，也妩媚。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于是瘦诗人和胖美人闹翻，郁还特意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缉拿逃妇王映霞》，开头一句便是“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据说郁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正合卓别林大师所言：“诗人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住在楼上就是一个疯子。”
郁达夫《乱离杂诗》之一：“飘零琴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乱世桃源非乐土，炎荒草泽尽英雄。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范爱农性格倔强，脾气古怪。鲁迅诗云“白眼向鸡虫”。最后被排挤得穷极而死。周作人哀范爱农诗曰：“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生，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何为。”
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顾有口吃的毛病，再加上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块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他的朋友钱穆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熊十力通脱旷达，不喜雕饰。一次王元化来他家拜访，正巧他在沐浴，让朋友进去，熊坐在澡盆里与王谈话，颇有点魏晋人风度。废名亦是怪才，十分尊重其同乡前辈熊，但在学问上则常与他争执不休，有时双方闹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发生扭打，废名往往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废名再来，两人又和好如初，谈笑风生。
有一次，熊十力在一个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熊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将熊十力和梁漱溟、马一浮称为“三圣人”。熊的学问做得很出色，性格却怪得出了名。他说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有一次，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发生了争论。熊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乘梁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1933年，陈三立的好友、同光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
辛亥革命后，旧派人物陈三立选择了“遗老”的身份，“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此时，居住在北平的陈三立已经85岁了，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占领北平后，陈三立终日忧愤，病重，拒不服药，绝食五天后辞世。
1936年10月18日，巴金高兴地告诉他的好友曹禺，鲁迅愿意在自己的寓所里会见巴金。巴与鲁见过面，但那通常只是在宴会上，巴还从来没有去过鲁的家。现在，这两位青年作家为有机会去鲁家中拜访兴奋不已。19日早晨8点，当巴同他的两位好友曹禺和靳以来到上海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的时候，主人却没有能够按照原来的约定等候他们，鲁迅已经在两个多小时以前与世长辞了。巴金成为其中的一位抬棺者。他后来说：“回忆鲁迅对于我一直是灵感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