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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第九(6)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到达延安，他说当时快乐得把铺盖都忘在了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汪精卫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大意为：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僭号称“满洲国皇帝”。汪精卫当时正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骂：“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到了1942年3月1日，汪却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发表演说，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其警卫副官所害。一般观点认为，这与凶手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有关。
张学良九十大寿时，众多记者蜂拥而来，他却只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让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
1941年5月30日，重庆一帮诗人商定，每年这一天定为“中国诗人节”。参与发起工作的诗人有于右任、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200余人。据说5月30日为屈原祭日。于在会上致辞说：“诗人为民族之灵魂，屈子守正不阿，洁人忧国，堪为今人之效。”可惜此节不传。
1941年12月底，香港沦陷前夕，重庆派了四架飞机去香港接国民党的中委。飞机刚刚降落，孔祥熙夫人就带人围过去，威胁说谁敢上就开枪打死谁，遂从容地带着家中的箱笼、老妈子、大师傅和七条洋狗登上飞机，命令驾驶员起飞，而许多大人物生生地被留在了敌占区，或被俘，或自杀，或失踪。
抗战期间，在上海定居的梅兰芳为了拒绝日本人的演出约请，情急之下打了一剂预防伤寒的针药，使体温急剧上升到40度，终得免。
1928年，蒋介石到上海新闻界来物色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笔力雄健、性情温顺，又是同乡的陈布雷被蒋看中。此后20年中，陈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为蒋捉笔。1941年，周恩来托人传话给陈布雷：“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先生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陈听后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1942年早春，蒋廷黻与陈之迈之间有过一次谈话。蒋问陈：“这场战争我们是必胜的。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陈答：“我想回清华教书……”蒋则说：“希望政府派我当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不解，说：“你是湖南人，为什么要去台湾当省主席？”蒋说：“台湾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为日本的殖民地，战时又受到许多破坏……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好好地为台湾同胞服务……”陈闻之感佩不已。蒋自1935年开始从政，前后逾30年。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此言一出，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1943年农历新年，山西大同宪兵广撒“英雄帖”，邀集当地397位知识分子到“办公房”。日本人拿出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令在场诸人每人念一遍，众人勉力念后，日军宣布：“懂得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皇军的敌对人物，统统要杀掉。”翌日，397人被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
“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此话费正清写于1943年，当时他正在成都旅行。
蒋介石与史迪威不睦，蒋称史迪威“刺儿头”，史迪威暗地里称蒋“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缅甸战役检讨会上，史迪威指着蒋介石吼道：“如果没有你在暗中操纵，战役早就胜利了！”蒋也坐不住了，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狠狠地说：“娘希匹，枪毙！”
1943年5月宋美龄寓居纽约，正好丘吉尔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有意促成宋美龄与丘吉尔的会晤，邀请宋到华盛顿参加午宴，宋托词早有安排。罗斯福为此将午宴改期，宋仍然拒绝了。宋美龄的真正用意是，丘吉尔应当移身去看她，她不能前往华盛顿去迁就丘吉尔。孔令侃曾对顾维钧说：“蒋夫人是一位女士，由丘吉尔去拜访她比较合适。”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国，享年106岁。孔令仪称，宋美龄没有美国护照；她在美国及台湾没有任何房地产或其他贵重资产，仅留下12万美元。她唯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也是宋美龄生前唯一的房产。
1943年12月，50岁的叶圣陶说：“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他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4年9月，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寓曾家岩张治中家，在渝之民主人士纷纷前去拜晤。当时章行严老先生也在重庆，他与毛可谓多年旧交，当然也要前往相会。谈判拖延，久久未决。章先生晤毛时，于手心书“走”字示毛，暗劝三十六计，走为最上。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到达延安，他说当时快乐得把铺盖都忘在了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汪精卫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大意为：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僭号称“满洲国皇帝”。汪精卫当时正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骂：“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到了1942年3月1日，汪却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发表演说，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其警卫副官所害。一般观点认为，这与凶手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有关。
张学良九十大寿时，众多记者蜂拥而来，他却只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让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
1941年5月30日，重庆一帮诗人商定，每年这一天定为“中国诗人节”。参与发起工作的诗人有于右任、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200余人。据说5月30日为屈原祭日。于在会上致辞说：“诗人为民族之灵魂，屈子守正不阿，洁人忧国，堪为今人之效。”可惜此节不传。
1941年12月底，香港沦陷前夕，重庆派了四架飞机去香港接国民党的中委。飞机刚刚降落，孔祥熙夫人就带人围过去，威胁说谁敢上就开枪打死谁，遂从容地带着家中的箱笼、老妈子、大师傅和七条洋狗登上飞机，命令驾驶员起飞，而许多大人物生生地被留在了敌占区，或被俘，或自杀，或失踪。
抗战期间，在上海定居的梅兰芳为了拒绝日本人的演出约请，情急之下打了一剂预防伤寒的针药，使体温急剧上升到40度，终得免。
1928年，蒋介石到上海新闻界来物色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笔力雄健、性情温顺，又是同乡的陈布雷被蒋看中。此后20年中，陈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为蒋捉笔。1941年，周恩来托人传话给陈布雷：“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先生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陈听后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1942年早春，蒋廷黻与陈之迈之间有过一次谈话。蒋问陈：“这场战争我们是必胜的。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陈答：“我想回清华教书……”蒋则说：“希望政府派我当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不解，说：“你是湖南人，为什么要去台湾当省主席？”蒋说：“台湾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为日本的殖民地，战时又受到许多破坏……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好好地为台湾同胞服务……”陈闻之感佩不已。蒋自1935年开始从政，前后逾30年。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此言一出，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1943年农历新年，山西大同宪兵广撒“英雄帖”，邀集当地397位知识分子到“办公房”。日本人拿出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令在场诸人每人念一遍，众人勉力念后，日军宣布：“懂得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皇军的敌对人物，统统要杀掉。”翌日，397人被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
“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此话费正清写于1943年，当时他正在成都旅行。
蒋介石与史迪威不睦，蒋称史迪威“刺儿头”，史迪威暗地里称蒋“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缅甸战役检讨会上，史迪威指着蒋介石吼道：“如果没有你在暗中操纵，战役早就胜利了！”蒋也坐不住了，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狠狠地说：“娘希匹，枪毙！”
1943年5月宋美龄寓居纽约，正好丘吉尔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有意促成宋美龄与丘吉尔的会晤，邀请宋到华盛顿参加午宴，宋托词早有安排。罗斯福为此将午宴改期，宋仍然拒绝了。宋美龄的真正用意是，丘吉尔应当移身去看她，她不能前往华盛顿去迁就丘吉尔。孔令侃曾对顾维钧说：“蒋夫人是一位女士，由丘吉尔去拜访她比较合适。”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国，享年106岁。孔令仪称，宋美龄没有美国护照；她在美国及台湾没有任何房地产或其他贵重资产，仅留下12万美元。她唯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也是宋美龄生前唯一的房产。
1943年12月，50岁的叶圣陶说：“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他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4年9月，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寓曾家岩张治中家，在渝之民主人士纷纷前去拜晤。当时章行严老先生也在重庆，他与毛可谓多年旧交，当然也要前往相会。谈判拖延，久久未决。章先生晤毛时，于手心书“走”字示毛，暗劝三十六计，走为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