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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第九(7)


  《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是个狷介的人物。1943年陈布雷亲自竭力劝徐加入国民党,徐婉言谢绝:“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历来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并杀害于苏门答腊武古丁宜附近的荒野中。事实上,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就一直受到日军的监视。职是之故,郁对自己最终可能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每年岁者,例作遗言,以防不测”。 

  湖南多怪人,易培基即是一例。有一次,易的弟子陈子展来看他,一进门便听易说:“见到田老大(田汉)了吗?”子展期期不能作答。易又大声说:“田老大还是那么糊涂混蛋吗?”子展又默然。易氏于是大方言论,大骂湖南人,从王壬秋骂到叶德辉,说:“湖南没有一个好人!”子展从容说:“老师,你这一句话,倒没有例外!”易氏愕然久之,拂袖而退。

  马一浮、马寅初、马夷初(叙伦),人称“浙江三马”。马一浮讲宋明理学,兼通佛理,在西湖筑居。马寅初为经济学名家,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宋以谢国人”,被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同异之地,囚此一马,也算佳话。马夷初讲老庄,别有心得。据说马夷初在北大讲中国哲学,以《庄子•天下篇》为教材,一一加以笺注,引申发挥,一年之中,只讲此一篇,遂有“马天下”之称。

  1946年,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了一篇回忆骆峰空运的文章:“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中,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当作航行的地标。”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战机就达468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

  1942年,萧红于香港寂寞地英年早逝。后来,戴望舒来到埋葬萧红的浅水湾,为她题了墓铭诗:“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聂绀弩和“二萧”(萧军、萧红)都有深厚的交情。“二萧”婚变的主因是性格的不同,副因是第三者的介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他在一篇追忆萧红的文章中说:“我知道她是讨厌D•M(端木蕻良)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因此他劝告萧红:“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

  由于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俨然成为战时的文化之都,当时在昆明的一流学者粲若繁星、多不胜数:杨振声、冯友兰、吴有训、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浦江清、陈梦家、吴宓、冯至、沈从文、卞之琳、陈铨、金岳霖、雷海宗、潘光旦、陈岱孙、钱穆、梁思成、周培源、黄子卿、陈省声、肖公权、柳无忌、陈序经、汤用彤、贺麟、罗常培、魏建功、郑天挺、叶公超、钱端升、赵西抟、施蛰存、吴晗、林同济、楚图南、华罗庚、吴文藻、白寿彝、费孝通、尚钺、华岗、向达、唐兰、闻家驷、刘文典、姜亮夫、许烺光、余冠英……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学者教授们生活困顿,王力被迫开始写小品文换稿费,被闻一多斥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够补贴生活。王呕心沥血的大作《中国现代语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王夫人进城去取这部书的稿费,拿到的钱却连付进城的车费都不够。

  闻一多有五个孩子,外带一个女佣,八口之家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因而生活很窘困。吴晗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描述道:“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去英国时送的;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我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指闻一多)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缝用的。”闻会刻图章,好友浦清江专为闻挂牌治印作了一则小启,贴在一家书社门口。闻每天忙个不休,刻图章以补贴家用。有一次儿子闻立鹤说,你的图章这么贵,不就是发国难财吗?闻一多听后沉默良久,最后说了一句:“立鹤,你这句话我会记住一辈子的。”1946年,闻一多父子遭国民党特务枪击,父亡子伤。

  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有时会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学生讲点什么。金岳霖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岳霖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只跳蚤。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他公然赞美“云土”为鸦片之上品,又因为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之称。传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元,他因留恋“二云”,甘愿留在云南大学了。后来李广田当了云南大学校长,对刘甚是尊敬,口必称“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

  海宁(王国维)自沉,任公(梁启超)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溥心畬谢世后,周弃子说:“这样的画家代不数人,溥心畬死了,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也画完了。”

  刘文典乃谔谔之士,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当时就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当时,沈从文在联大中文系讲授语体文习作,当他被联大当局提升为教授时,刘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张申府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