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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第九(8)
张奚若曾给国民党政府下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还说如果共产党是“赤匪”，那国民党就是“黑匪”，连“白匪”都称不上，因为“白”字太纯洁，有辱这个汉字。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且多为庚款留美学生，如：1909年梅贻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祟鋐、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年柳无忌、丁佶，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
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芩，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用一句天津方言说“我的表你戴着”。蒋又将担子压给了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他甚至常年不到昆明。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身上。为了节省经费，梅辞退了安排给他的司机，坚持自己开车，后来干脆封存了公派的汽车。
梅贻琦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同意就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者“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急颜愠色。由于他说话喜欢用“也许”“或者”等语助词，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幅对联：“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1942年6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断然拒绝续聘教授刘文典，原因是刘为赚钱给人写墓志铭，远赴磨黑，结果耽误了两个月的教学。闻以“不足为人师表，违反校规”之缘由坚决拒聘，并修书一封建议刘留在磨黑做商人的墨客算了。刘只能离开联大另择云南大学，后终老于此。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和朱自清是齐名的好友，但两者性格却大相径庭，闻似狂者，而朱则是一个狷者。狂者性急，狷者性缓。1942年下半学期，朱在联大中文系开设文辞研究专题课。实际选课的只有两人，乃是清华大学的王遥和季镇怀。前者老实，做笔记一丝不苟；后者潇洒，只带耳朵不动手。但是后来两人都在各自领域成为学术领袖，一直以来传为佳话。
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困难，就只好在昆明找点小事做一下。他们所做的事，大小都有，从坐办公室一直到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当时昆明正午12时放午炮，有一个学生就做了放午炮的工作。有一次联大足球比赛，时间是正午12点，大家看见这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来了，就问他：“你怎么有工夫来？”他说：“我要来看球，就把午炮提前给放了。”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汪曾祺和查良铮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且都是校文艺社团冬青社的成员，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汪小有名气后，有个报社记者想去采访他，他连连摆手：“你们应该去采访查良铮，诗人是寂寞的。”
傅斯年身宽体圆，朋友们叫他“傅胖子”，取其形也。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是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抬头一看，拔腿便跑。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教员的，复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曾遭到傅的大骂。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访问。傅与毛泽东是20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毛泽东他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条幅上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蒋梦麟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自己是功狗。傅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把20世纪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罗、傅应为第三代。
陈梦家年轻时放浪形骸，颇有名士派头。有一天，陈和老师闻一多到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处休息，正坐在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陈蓬首垢面，敞胸露怀，有一老者走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
有一次，闻一多写了一封短简给陈梦家，称之为“梦家吾弟”。师生之间，老师给学生写信可以说“某某吾弟”“某某贤弟”等等，仅是客套而已。没想到陈却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
闻一多带领学生从长沙步行到昆明，两个多月没刮过胡子，结果发现留了胡子十分体面，遂成了美髯公。有一天到石林旅游，学生帮他拍了一张照，他看了十分满意，放大了挂在家中自我欣赏。等日本一投降，他立刻把胡子剃了以明志。满院子的小孩看到他回来，都伸出大拇指，说道：“顶好，顶好！”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告诫大家：如果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张奚若曾给国民党政府下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还说如果共产党是“赤匪”，那国民党就是“黑匪”，连“白匪”都称不上，因为“白”字太纯洁，有辱这个汉字。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且多为庚款留美学生，如：1909年梅贻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祟鋐、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年柳无忌、丁佶，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
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芩，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用一句天津方言说“我的表你戴着”。蒋又将担子压给了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他甚至常年不到昆明。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身上。为了节省经费，梅辞退了安排给他的司机，坚持自己开车，后来干脆封存了公派的汽车。
梅贻琦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同意就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者“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急颜愠色。由于他说话喜欢用“也许”“或者”等语助词，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幅对联：“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1942年6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断然拒绝续聘教授刘文典，原因是刘为赚钱给人写墓志铭，远赴磨黑，结果耽误了两个月的教学。闻以“不足为人师表，违反校规”之缘由坚决拒聘，并修书一封建议刘留在磨黑做商人的墨客算了。刘只能离开联大另择云南大学，后终老于此。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和朱自清是齐名的好友，但两者性格却大相径庭，闻似狂者，而朱则是一个狷者。狂者性急，狷者性缓。1942年下半学期，朱在联大中文系开设文辞研究专题课。实际选课的只有两人，乃是清华大学的王遥和季镇怀。前者老实，做笔记一丝不苟；后者潇洒，只带耳朵不动手。但是后来两人都在各自领域成为学术领袖，一直以来传为佳话。
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困难，就只好在昆明找点小事做一下。他们所做的事，大小都有，从坐办公室一直到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当时昆明正午12时放午炮，有一个学生就做了放午炮的工作。有一次联大足球比赛，时间是正午12点，大家看见这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来了，就问他：“你怎么有工夫来？”他说：“我要来看球，就把午炮提前给放了。”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汪曾祺和查良铮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且都是校文艺社团冬青社的成员，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汪小有名气后，有个报社记者想去采访他，他连连摆手：“你们应该去采访查良铮，诗人是寂寞的。”
傅斯年身宽体圆，朋友们叫他“傅胖子”，取其形也。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是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抬头一看，拔腿便跑。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教员的，复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曾遭到傅的大骂。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访问。傅与毛泽东是20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毛泽东他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条幅上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蒋梦麟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自己是功狗。傅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把20世纪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罗、傅应为第三代。
陈梦家年轻时放浪形骸，颇有名士派头。有一天，陈和老师闻一多到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处休息，正坐在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陈蓬首垢面，敞胸露怀，有一老者走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
有一次，闻一多写了一封短简给陈梦家，称之为“梦家吾弟”。师生之间，老师给学生写信可以说“某某吾弟”“某某贤弟”等等，仅是客套而已。没想到陈却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
闻一多带领学生从长沙步行到昆明，两个多月没刮过胡子，结果发现留了胡子十分体面，遂成了美髯公。有一天到石林旅游，学生帮他拍了一张照，他看了十分满意，放大了挂在家中自我欣赏。等日本一投降，他立刻把胡子剃了以明志。满院子的小孩看到他回来，都伸出大拇指，说道：“顶好，顶好！”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告诫大家：如果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