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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第十(2)
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个较为富庶的县去换陕西的45个穷困县。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黄金美钞，飞机大炮，史所未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也可把长江堵住，为什么汤恩伯的40万大军竟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
战事迫近，蒋介石曾亲自登门劝解张伯苓去台湾，但张只是低头不语。张夫人便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见劝解无效，起身告辞。张伯苓送至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竟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解放前夕，于右任被蒋介石挟持到了台湾，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写诗，为老友写墓志、墓表上，他日夜思念大陆，并写下了悲歌《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48年12月12日，火线已经接近清华园，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炮声、机枪声。浦江清拖家带口、携着铺盖搬进了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地下室。“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孜孜不倦地为亡友朱自清编全集，一如当年朱为亡友闻一多编全集一样。
1949年1月29日，南京派飞机接大学教授，各校均列了一个名单，北大的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开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
杨绛回忆，20世纪40年代他们曾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钱钟书溺爱之。为防备自己的猫与别的猫打架吃亏，钱特备长竿一根，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当时和钱家的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邻居林徽因的宝贝猫，杨常常怕钱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1946年，钱钟书《围城》初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很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杨绛回忆写作过程，则说：“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的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位留洋博士讲授康德哲学，很多学生听不懂。考试时，一个学生自打零分，并留言道：“老师，您课讲得很好，无奈学生资质太差，因此答不上一道题目，望老师顾全学生面子不要打上零分，让学生自打零分吧。”老师拿到卷子，看他的0字画得很好，且留言富有逻辑，于是添上了6字改成60分。老师此举也让其他学生大受鼓舞。
1947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统局创始人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江苏江宁板桥镇之岱山。此公生前著有《政治情报学》一书。
金岳霖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鸡，是云南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他一个桌子上吃饭。他还到处搜集大梨、大石榴，和别的教师的小孩子比大小，输了就把梨和石榴送给小朋友，自己再去买，并乐此不疲。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学期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金先生上课有时提问，不能记住学生名字，就宣布：“今天请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很兴奋。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说：“金先生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44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这话真像谶语。
1948年国民政府高官学历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卫生部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粮食部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司法部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立法院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法国18世纪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牙科学，而在中国，20世纪初牙医依然是走江湖混饭糊口的手工业者。1947年8月4日，第十届国际牙科医学会承认中国为其会员国之一，并邀请了两位中国博士与会。
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个较为富庶的县去换陕西的45个穷困县。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黄金美钞，飞机大炮，史所未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也可把长江堵住，为什么汤恩伯的40万大军竟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
战事迫近，蒋介石曾亲自登门劝解张伯苓去台湾，但张只是低头不语。张夫人便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见劝解无效，起身告辞。张伯苓送至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竟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解放前夕，于右任被蒋介石挟持到了台湾，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写诗，为老友写墓志、墓表上，他日夜思念大陆，并写下了悲歌《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48年12月12日，火线已经接近清华园，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炮声、机枪声。浦江清拖家带口、携着铺盖搬进了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地下室。“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孜孜不倦地为亡友朱自清编全集，一如当年朱为亡友闻一多编全集一样。
1949年1月29日，南京派飞机接大学教授，各校均列了一个名单，北大的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开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
杨绛回忆，20世纪40年代他们曾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钱钟书溺爱之。为防备自己的猫与别的猫打架吃亏，钱特备长竿一根，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当时和钱家的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邻居林徽因的宝贝猫，杨常常怕钱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1946年，钱钟书《围城》初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很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杨绛回忆写作过程，则说：“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的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位留洋博士讲授康德哲学，很多学生听不懂。考试时，一个学生自打零分，并留言道：“老师，您课讲得很好，无奈学生资质太差，因此答不上一道题目，望老师顾全学生面子不要打上零分，让学生自打零分吧。”老师拿到卷子，看他的0字画得很好，且留言富有逻辑，于是添上了6字改成60分。老师此举也让其他学生大受鼓舞。
1947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统局创始人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江苏江宁板桥镇之岱山。此公生前著有《政治情报学》一书。
金岳霖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鸡，是云南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他一个桌子上吃饭。他还到处搜集大梨、大石榴，和别的教师的小孩子比大小，输了就把梨和石榴送给小朋友，自己再去买，并乐此不疲。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学期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金先生上课有时提问，不能记住学生名字，就宣布：“今天请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很兴奋。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说：“金先生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44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这话真像谶语。
1948年国民政府高官学历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卫生部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粮食部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司法部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立法院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法国18世纪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牙科学，而在中国，20世纪初牙医依然是走江湖混饭糊口的手工业者。1947年8月4日，第十届国际牙科医学会承认中国为其会员国之一，并邀请了两位中国博士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