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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第十(3)
黄炎培给15年来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笔账：“上海有一个文化机关，15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55万元，约定存入8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55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2对伪币1，合成伪币25万元。胜利了，伪币200对法币1，合成法币1250百50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300万对金圆券1，合成金圆券4毫1丝；金圆2对银元1，合成银元2毫零5息。15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50万元几乎等于零，闹了一个大笑话。”
据说黄炎培珍藏一幅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曾借去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但仅过一周，黄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毛让身边工作人员答复：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又过了几天，黄再致电，毛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命人小心送还，并对黄的再三催还评价道：“不够朋友够英雄。”
1948年7月7日“复兴节”，白崇禧在武汉召集军官训话：“我们北伐时是民权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时是民族主义革命，现在应该是民生主义革命。目前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孔、宋手里，弄得国民生活痛苦不堪，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我是莫名其妙的。”
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宣布:全国以汉奸罪被起诉的共30828人，其中死刑369人，包括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村和川岛芳子等人。
1946年秋天，中大复员于南京。一天深夜，警察从贡院街妓院抓到一位学生送回中大。校长吴有训找那个学生来谈话，训导一番之后，提笔写了“德之贼也”四个字相赠，并将其开除。
解放第十（8）1948年，费穆导演的影片《小城之春》在上海公映，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两年多后，年仅45岁的费穆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世纪末的时候，《小城之春》却被誉为“中国电影界一致公认的经典性作品”；香港电影评论界将其推选为“有史以来中国最佳电影”“百年来中国十大经典电影的第一部”。
1947年春，在巴黎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的急电。卫知道回国后就要参加内战，便设法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卫当年曾因围剿红军时首先率部进入苏区中心金寨有功，得到褒奖，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名为“立煌县”。
钱端升是胡适的学生，读书时成绩甚好，但二人政治观念不同。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还很关心钱：“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殷海光说：“一个人不能既讲革命又讲传统，如果那样，就是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中国人谈革命总带有很浓的打倒主义意味。”
傅斯年虽然与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傅与蒋介石有私交，蒋曾写信给傅，希望傅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说：蒋介石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大粪堆上插朵花，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而已。“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陈垣潜心治史，成就斐然，在史学界与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有相当一段时间，他不问政治，与历史无关的书籍，摒不寓目。1948年冬，北平被围时，陈有意读了许多新书，“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促使他思想大变的书中有一本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他曾盛赞此书。蒋介石曾派专机要接一批著名学者去台湾，其中就有陈垣，但陈留下不走。他还给胡适写公开信，劝其回大陆。胡看后笑笑，说那不是陈写的，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陈寅恪随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行动离开北平，但他的离开似乎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陈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世道变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后，对弟子们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搁下了手中的笔。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发表后，左翼学生就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的大字报。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
沈从文一度曾被揪到天安门城楼上洗男女厕所，后来被发配到咸宁干校劳动。老先生随身携带的30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老人家居然有勇气重新写出一本来！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黄炎培给15年来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笔账：“上海有一个文化机关，15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55万元，约定存入8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55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2对伪币1，合成伪币25万元。胜利了，伪币200对法币1，合成法币1250百50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300万对金圆券1，合成金圆券4毫1丝；金圆2对银元1，合成银元2毫零5息。15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50万元几乎等于零，闹了一个大笑话。”
据说黄炎培珍藏一幅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曾借去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但仅过一周，黄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毛让身边工作人员答复：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又过了几天，黄再致电，毛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命人小心送还，并对黄的再三催还评价道：“不够朋友够英雄。”
1948年7月7日“复兴节”，白崇禧在武汉召集军官训话：“我们北伐时是民权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时是民族主义革命，现在应该是民生主义革命。目前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孔、宋手里，弄得国民生活痛苦不堪，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我是莫名其妙的。”
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宣布:全国以汉奸罪被起诉的共30828人，其中死刑369人，包括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村和川岛芳子等人。
1946年秋天，中大复员于南京。一天深夜，警察从贡院街妓院抓到一位学生送回中大。校长吴有训找那个学生来谈话，训导一番之后，提笔写了“德之贼也”四个字相赠，并将其开除。
解放第十（8）1948年，费穆导演的影片《小城之春》在上海公映，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两年多后，年仅45岁的费穆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世纪末的时候，《小城之春》却被誉为“中国电影界一致公认的经典性作品”；香港电影评论界将其推选为“有史以来中国最佳电影”“百年来中国十大经典电影的第一部”。
1947年春，在巴黎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的急电。卫知道回国后就要参加内战，便设法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卫当年曾因围剿红军时首先率部进入苏区中心金寨有功，得到褒奖，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名为“立煌县”。
钱端升是胡适的学生，读书时成绩甚好，但二人政治观念不同。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还很关心钱：“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殷海光说：“一个人不能既讲革命又讲传统，如果那样，就是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中国人谈革命总带有很浓的打倒主义意味。”
傅斯年虽然与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傅与蒋介石有私交，蒋曾写信给傅，希望傅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说：蒋介石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大粪堆上插朵花，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而已。“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陈垣潜心治史，成就斐然，在史学界与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有相当一段时间，他不问政治，与历史无关的书籍，摒不寓目。1948年冬，北平被围时，陈有意读了许多新书，“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促使他思想大变的书中有一本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他曾盛赞此书。蒋介石曾派专机要接一批著名学者去台湾，其中就有陈垣，但陈留下不走。他还给胡适写公开信，劝其回大陆。胡看后笑笑，说那不是陈写的，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陈寅恪随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行动离开北平，但他的离开似乎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陈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世道变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后，对弟子们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搁下了手中的笔。
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发表后，左翼学生就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的大字报。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
沈从文一度曾被揪到天安门城楼上洗男女厕所，后来被发配到咸宁干校劳动。老先生随身携带的30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老人家居然有勇气重新写出一本来！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