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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第十(5)
郭沫若作为解放前公认的文坛领袖，解放后却鲜有成功之作，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总有不少人对其人格和骨气说三道四。非苛评也，实在是郭老漏洞太多。1966年4月，郭曾在人代会上有一个沉痛的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巴金与冰心解放前就关系密切，后来更是以姐弟相称。巴金曾在致冰心信中说：“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 二人均高寿，冰心享年99，巴金享年101。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作为中央委员，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事实证明他没有赶上，最终客死他乡，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与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做了邻居。
王明的叔父陈云溪原为地方保安团团长，1949年9月投降共产党军队，不久又因两支枪没有交而被捕，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且又是主动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寨县、皖北行署、华东军政委员会，层层上报直至王明，王批了“依法处理”四字，陈云溪不久被处决。
黄永玉说：“北京城的画家和有意思的老头子很多，各型各色，都让‘解放’这玩意儿冲昏了头，惟独齐白石老头原汤原汁，分毫不变。”
台湾《中国时报》记载，1949年大陆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催竺可桢赶赴台湾。竺只身赴上海，准备见机行事。有一天，竺可桢碰见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竺正在支吾，蒋补充说：“我叫人去为你买机票。”竺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蒋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不欢而散。
梁肃戎问阎锡山，蒋退守台湾后该怎么办？阎说：“儿要亲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
在20世纪30年代，陶孟和就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小民的希望》，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解放后，陶孟和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据当时的负责人张稼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丰子恺为人纯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20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1952年７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说：“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
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他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在20世纪初，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清华，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1957年三人全部成了右派，又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有作家曾送给郭沫若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解放后，梁漱溟出席政协的批林批孔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梁坚决拒绝。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金岳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先后参与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与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
1949年，贺麟决定留在大陆，但特别表明：“不公开责骂蒋介石。”
1948年，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但顾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到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巴特菲尔德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
解放第十（17）解放后，上海书店即通知沈从文：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胡风因信函获罪入狱后，萧乾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
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
郭沫若作为解放前公认的文坛领袖，解放后却鲜有成功之作，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总有不少人对其人格和骨气说三道四。非苛评也，实在是郭老漏洞太多。1966年4月，郭曾在人代会上有一个沉痛的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巴金与冰心解放前就关系密切，后来更是以姐弟相称。巴金曾在致冰心信中说：“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 二人均高寿，冰心享年99，巴金享年101。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作为中央委员，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事实证明他没有赶上，最终客死他乡，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与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做了邻居。
王明的叔父陈云溪原为地方保安团团长，1949年9月投降共产党军队，不久又因两支枪没有交而被捕，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且又是主动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寨县、皖北行署、华东军政委员会，层层上报直至王明，王批了“依法处理”四字，陈云溪不久被处决。
黄永玉说：“北京城的画家和有意思的老头子很多，各型各色，都让‘解放’这玩意儿冲昏了头，惟独齐白石老头原汤原汁，分毫不变。”
台湾《中国时报》记载，1949年大陆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催竺可桢赶赴台湾。竺只身赴上海，准备见机行事。有一天，竺可桢碰见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竺正在支吾，蒋补充说：“我叫人去为你买机票。”竺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蒋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不欢而散。
梁肃戎问阎锡山，蒋退守台湾后该怎么办？阎说：“儿要亲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
在20世纪30年代，陶孟和就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小民的希望》，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解放后，陶孟和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据当时的负责人张稼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丰子恺为人纯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20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1952年７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说：“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
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他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在20世纪初，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清华，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1957年三人全部成了右派，又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有作家曾送给郭沫若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解放后，梁漱溟出席政协的批林批孔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梁坚决拒绝。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金岳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先后参与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与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
1949年，贺麟决定留在大陆，但特别表明：“不公开责骂蒋介石。”
1948年，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但顾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到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巴特菲尔德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
解放第十（17）解放后，上海书店即通知沈从文：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胡风因信函获罪入狱后，萧乾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
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