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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第十(6)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傅乐成有一次与殷海光谈及“雷震案”，殷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
唐德刚对胡适的总体评价：“胡适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纶，确是当代第一人！”
毛泽东对胡适盖棺定论的一段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很多学人到了美国，取得了洋功名，嗣后又申请绿卡，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几年，却从不申请此“卡”。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同光三老”之一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于是有人评论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这样评价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李慎之说，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马寅初做北大校长后，每逢做重要报告时，总是笑容可掬地用他那浓浓的江浙腔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这“兄弟我”，虽是老式的自谦，却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陈独秀一生沉浮，晚景甚为凄凉。流寓四川，潦倒江津，在落魄的乡居生活中，有皖籍同乡程里鸣经常串门为他调治疾病，二人相交甚笃，陈曾写一联以示答谢：“美酒饮到微醉止；好花看在半开时。”
1949年11月，在天安门前躬逢其盛的胡风写出了一首长达4600行的组诗《时间开始了》，其中有云： “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江南名武生盖叫天识字不多，下得台来言语举止皆无俗气；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文化修养都高，梅、荀更是能书善画；程砚秋对罗瘿公是终身师事，如梅兰芳之于齐如山；周信芳藏书甚富，喜读书。传统艺人修养若此。
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曾直接提携沈从文，使他从一个乡下人直接成为大学教师，可谓对沈有恩。解放后，批判胡适时，沈说：“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学生冯有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
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对四位学生评价说：“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儿’，还有荀慧生的‘浪’，确也大有意思。”
汪曾祺说，解放初期曾组织艺人扫盲，教艺人识字。当时全国正向苏联一边倒，课堂上于是不断提到列宁、斯大林。有一位艺人一直在打盹，忽然睁开眼睛问道：“列宁是唱什么的？”
老舍生前喜欢收藏一些小古董，瓶瓶罐罐不管缺口裂隙，只要喜欢均买来摆上。有一次，郑振铎到老舍家玩，看了那满架藏品之后轻轻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答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
施蛰存说，文人手头常常拮据，因此总爱光顾旧书店。有一天，他到城隍庙逛旧书摊，碰上了写《晚清小说史》的阿英。阿英一见到他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说是挑了一大堆书，还差一元书钱。施于是掏出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另做车钱，让其满载而归。
俞平伯，旧才子也。曾祖俞曲园，进士及第，为清代有名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探花。先生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先生一生成也红楼败也红楼。受批判时，他被指责为“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这话说得是很真诚的。
上海刚解放时，周恩来向夏衍交代文教系统的工作时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
夏衍曾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
黄炎培对新政权充满了由衷的赞叹，他有一题为《改造》的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归来愧此身。八十知非犹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傅乐成有一次与殷海光谈及“雷震案”，殷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
唐德刚对胡适的总体评价：“胡适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纶，确是当代第一人！”
毛泽东对胡适盖棺定论的一段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很多学人到了美国，取得了洋功名，嗣后又申请绿卡，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几年，却从不申请此“卡”。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同光三老”之一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于是有人评论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这样评价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李慎之说，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马寅初做北大校长后，每逢做重要报告时，总是笑容可掬地用他那浓浓的江浙腔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这“兄弟我”，虽是老式的自谦，却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陈独秀一生沉浮，晚景甚为凄凉。流寓四川，潦倒江津，在落魄的乡居生活中，有皖籍同乡程里鸣经常串门为他调治疾病，二人相交甚笃，陈曾写一联以示答谢：“美酒饮到微醉止；好花看在半开时。”
1949年11月，在天安门前躬逢其盛的胡风写出了一首长达4600行的组诗《时间开始了》，其中有云： “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江南名武生盖叫天识字不多，下得台来言语举止皆无俗气；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文化修养都高，梅、荀更是能书善画；程砚秋对罗瘿公是终身师事，如梅兰芳之于齐如山；周信芳藏书甚富，喜读书。传统艺人修养若此。
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曾直接提携沈从文，使他从一个乡下人直接成为大学教师，可谓对沈有恩。解放后，批判胡适时，沈说：“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学生冯有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
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对四位学生评价说：“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儿’，还有荀慧生的‘浪’，确也大有意思。”
汪曾祺说，解放初期曾组织艺人扫盲，教艺人识字。当时全国正向苏联一边倒，课堂上于是不断提到列宁、斯大林。有一位艺人一直在打盹，忽然睁开眼睛问道：“列宁是唱什么的？”
老舍生前喜欢收藏一些小古董，瓶瓶罐罐不管缺口裂隙，只要喜欢均买来摆上。有一次，郑振铎到老舍家玩，看了那满架藏品之后轻轻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答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
施蛰存说，文人手头常常拮据，因此总爱光顾旧书店。有一天，他到城隍庙逛旧书摊，碰上了写《晚清小说史》的阿英。阿英一见到他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说是挑了一大堆书，还差一元书钱。施于是掏出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另做车钱，让其满载而归。
俞平伯，旧才子也。曾祖俞曲园，进士及第，为清代有名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探花。先生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先生一生成也红楼败也红楼。受批判时，他被指责为“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这话说得是很真诚的。
上海刚解放时，周恩来向夏衍交代文教系统的工作时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
夏衍曾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
黄炎培对新政权充满了由衷的赞叹，他有一题为《改造》的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归来愧此身。八十知非犹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