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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是不可改变的吗？(1)
许多生物学家都会同意，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智能生物。类人猿和海豚也有一定的智能，不过与人类的智能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找不到有其他的生物像人类一样，智力在生活中占了主宰地位。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斗智而非斗勇。白痴恐怕是最严重的残疾。既然智力对人类生活是如此重要，研究其高低强弱就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区分白痴和正常人。但是要区分正常人的智力高低，却不是容易的事。聪明和愚蠢只是定性的判断，而且并非固定不变。有没有可能定量地测定一个人天生的智力？在大脑被确定为思维器官之后，许多研究者就试图通过测量人脑的大小、形状判定智力的高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并非没有道理。人和类人猿的智力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脑容量的悬殊。人类的进化史，也经常被描述为脑容量不断增加的历史。但是脑容量的大小，是否也能够适用于现代人的内部？直至19世纪末，仍有一些科学家对此坚信不疑。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法国解剖学家、人类学家保罗•白洛嘉（Paul Broca）。他对人脑研究有重要贡献，发现了人脑的语言运动中枢，被称为“白洛嘉中枢”。他认为人的智力越高，大脑越大。另一位法国人、法国心理学家、智力测试发明人比纳。心理学家阿弗雷德•比纳（Alfred Binet）起初也接受这种见解，并决定通过测量证明之。从1898年到1900年，比纳对几所小学做了调查。他先让教师选出一个班级中最聪明的和最笨的学生，然后用白洛嘉建议的方法测量这些学生的脑袋大小。在这项研究结束的时候，比纳不得不改变了看法。聪明学生的平均脑袋大小仅仅比笨学生的大了大约一毫米，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可能是由于聪明学生的平均身高比笨学生略高的结果。另外，脑袋大小在学生中差异很大，脑袋最大的和脑袋最小的，都属于笨学生。比纳还发现了脑袋测量的结果很容易受测量者的偏向的影响，即在认定被测量者是聪明的时测量结果会下意识地偏大，反之则偏小，这种误差能达到三毫米，超过了聪明学生和笨学生的平均差异。这三个结果都说明了测量脑袋大小不是一种测定智力的可靠办法。
在1904年，比纳被法国教育部要求研究一种办法鉴定那些学习能力有问题、需要特别辅导的小学生。或者说，要找出一种鉴定学生智力高低的办法。这时候，比纳已放弃了从大脑形态鉴定智力的努力，而改用测试办法。他发明了一套与功课的内容没有关系，只测试学生的推理能力的试卷。到1911年比纳去世时，他共发表了三种智力测试的版本。1905年发表的第一版只是把测试问题按从易到难排列。在1908年发表的第二版中，比纳把这些问题按“心理年龄”排列。他设想，对每一个问题，智力正常的小孩要能够回答的话，最少要有多少岁，这个年龄被当做“心理年龄”。受测试者从为最小的心理年龄设计的问题开始测试，难度逐渐增加，与受测试者所能回答的最后问题相关的心理年龄就是这个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减去其实际年龄，即是其智力水平。如果心理年龄低于实际年龄，说明未达到同龄人的学习能力水平，那就需要特别辅导。在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认为，将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更能准确地反映智力水平，“智商”（IQ）由此诞生。
但是比纳本人很清楚，他发明的这套测试，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因为智力的好坏是不能叠加的，因此不能像测量线性表面那样地测量。”换言之，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数字来表示。而且，比纳也很清楚，这套测试所设定的所谓“心理年龄”，只是许多测试者的平均结果，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的实在。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警告说：如果根据测试结果说一个八岁小孩有七岁或九岁的智力，那只是一种简单化的、主观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导致其智力测试是真正在测量智力的幻觉。总之，比纳测试只是一种实用性的测试，目的是为了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也不用于对正常儿童划分智力等级。那些被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也不一定是天生如此、不可改变，通过特殊的训练有可能提高其能力。
比纳所担心的，恰恰在美国出现。在1910年，一个叫戈达德（H.H.Goddard）的美国心理学家将比纳测试译成英文，引进美国，但为它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经久不衰的用途。在当时，心理学上把精神发育迟滞分成两种：心理年龄不到三岁，不具有完备的语言能力的被称为白痴，心理年龄在三岁到七岁之间，有语言能力但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被称为痴愚。戈达德著作中展示的愚鲁儿童照片。为了增加其“愚鲁”效果，戈达德故意在照片上用墨水将这些儿童的眼睛涂黑。戈达德认为，在痴愚和正常人之间，还应该存在一个心理年龄在八到十二岁的等级，他称之为愚鲁。愚鲁的人能够学会阅读、书写，但是其能力永远达不到正常人的水平。在戈达德看来，愚鲁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许多犯罪分子，绝大多数酗酒者和妓女，甚至不适应社会的人，全都是愚鲁者。我们很容易识别白痴和痴愚，他们一般没有生殖能力或无生殖的兴趣，有兴趣的话也难以有机会，因此其劣质基因难以遗传。但是愚鲁在表面上难以与正常人区别开来，他们有正常的生殖能力，甚至生殖力旺盛，其劣质基因将会遗传下去、扩散开去。如何鉴别愚鲁者并防止其生殖，是当时“优生学”运动的主要目标。戈达德认为，比纳测试就是鉴定愚鲁者的一个好办法。
这完全背叛了比纳的初衷。戈达德认为比纳测试是真正地测试智力，而且是先天的、遗传而来的、不可改变的智力。今天我们已认识到，有许多因素可以导致精神发育迟滞，例如孕期生病、滥用药物，胎儿、婴儿营养不良，大脑受到外伤，等等，当然也有的是遗传病。人体的任何主要性状，都是许多基因彼此相互作用、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的结果。然而，戈达德却把所有的精神发育迟滞全都归为遗传引起的。他甚至认为智力就像孟德尔豌豆的颜色、性状一样，是由一对等位基因决定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那些没有正常的智力基因而只有与之等位的“隐性的”精神迟滞基因的，就会是愚鲁、痴愚、白痴。那些只有一个正常的智力基因的，则是只适于干粗活的笨蛋。如果智力障碍真的是由一个基因决定的，那么就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将其消灭：禁止智力障碍者生育。如果愚鲁者能够为了人类的幸福未来而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性欲，那么我们还可以允许他们自由地生活。但是愚蠢必然导致不道德，愚鲁者是不可能自觉地放弃自己的生殖权利的，因此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戈达德并不反对对愚鲁者实施绝育手术，但是他认为把他们像精神病人一样关起来与社会隔离，是个更容易被接受的做法。
同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还面临着一个外来的威胁：外国的愚鲁者正蜂拥而来，必须把他们挡在国门之外。这显然要比隔离美国本地的愚鲁者更容易做到。在1912年，戈达德及其助手到了纽约埃利斯岛，用比纳测试测定申请移民者的智力。结果令人吃惊：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87％的俄国人的心理年龄都低于十二岁，也即属于低能。难道这些民族的五分之四的人口居然都精神发育不全？连戈达德本人都不敢相信，对测试结果进行了修正，使移民申请者中低能的比例降到了40％到50％。但是这个比例仍然高得离谱。原因本来不难设想，这些受测试者绝大多数是穷人，从未上过学，有的甚至从未握过笔，一句英语不懂，在经过长途海上颠簸之后，疲顿不堪，精神紧张，惶恐不安地立即接受智商测试，怎么能指望他们发挥正常水平？但是戈达德却排除了这些环境因素，而把测试结果不佳归于先天的愚蠢，认定这些新移民的确有令人惊讶的低等智力，而愚鲁者比例奇高的原因，是因为移民的质量在下降，外国高智商者倾向于留在本国，而低智商者倾向于移民美国。因此，严格把好移民关就成了当务之急。戈达德非常自豪地报道说，在那些相信可以用智商测试检测低能外国人的美国医生的不懈努力下，在1913年，由于智力不健全而被驱逐的移民增加了350％，在1914年则比前五年的平均人数增加了570％。
许多生物学家都会同意，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智能生物。类人猿和海豚也有一定的智能，不过与人类的智能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找不到有其他的生物像人类一样，智力在生活中占了主宰地位。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斗智而非斗勇。白痴恐怕是最严重的残疾。既然智力对人类生活是如此重要，研究其高低强弱就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区分白痴和正常人。但是要区分正常人的智力高低，却不是容易的事。聪明和愚蠢只是定性的判断，而且并非固定不变。有没有可能定量地测定一个人天生的智力？在大脑被确定为思维器官之后，许多研究者就试图通过测量人脑的大小、形状判定智力的高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并非没有道理。人和类人猿的智力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脑容量的悬殊。人类的进化史，也经常被描述为脑容量不断增加的历史。但是脑容量的大小，是否也能够适用于现代人的内部？直至19世纪末，仍有一些科学家对此坚信不疑。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法国解剖学家、人类学家保罗•白洛嘉（Paul Broca）。他对人脑研究有重要贡献，发现了人脑的语言运动中枢，被称为“白洛嘉中枢”。他认为人的智力越高，大脑越大。另一位法国人、法国心理学家、智力测试发明人比纳。心理学家阿弗雷德•比纳（Alfred Binet）起初也接受这种见解，并决定通过测量证明之。从1898年到1900年，比纳对几所小学做了调查。他先让教师选出一个班级中最聪明的和最笨的学生，然后用白洛嘉建议的方法测量这些学生的脑袋大小。在这项研究结束的时候，比纳不得不改变了看法。聪明学生的平均脑袋大小仅仅比笨学生的大了大约一毫米，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可能是由于聪明学生的平均身高比笨学生略高的结果。另外，脑袋大小在学生中差异很大，脑袋最大的和脑袋最小的，都属于笨学生。比纳还发现了脑袋测量的结果很容易受测量者的偏向的影响，即在认定被测量者是聪明的时测量结果会下意识地偏大，反之则偏小，这种误差能达到三毫米，超过了聪明学生和笨学生的平均差异。这三个结果都说明了测量脑袋大小不是一种测定智力的可靠办法。
在1904年，比纳被法国教育部要求研究一种办法鉴定那些学习能力有问题、需要特别辅导的小学生。或者说，要找出一种鉴定学生智力高低的办法。这时候，比纳已放弃了从大脑形态鉴定智力的努力，而改用测试办法。他发明了一套与功课的内容没有关系，只测试学生的推理能力的试卷。到1911年比纳去世时，他共发表了三种智力测试的版本。1905年发表的第一版只是把测试问题按从易到难排列。在1908年发表的第二版中，比纳把这些问题按“心理年龄”排列。他设想，对每一个问题，智力正常的小孩要能够回答的话，最少要有多少岁，这个年龄被当做“心理年龄”。受测试者从为最小的心理年龄设计的问题开始测试，难度逐渐增加，与受测试者所能回答的最后问题相关的心理年龄就是这个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减去其实际年龄，即是其智力水平。如果心理年龄低于实际年龄，说明未达到同龄人的学习能力水平，那就需要特别辅导。在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认为，将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更能准确地反映智力水平，“智商”（IQ）由此诞生。
但是比纳本人很清楚，他发明的这套测试，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因为智力的好坏是不能叠加的，因此不能像测量线性表面那样地测量。”换言之，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数字来表示。而且，比纳也很清楚，这套测试所设定的所谓“心理年龄”，只是许多测试者的平均结果，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的实在。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警告说：如果根据测试结果说一个八岁小孩有七岁或九岁的智力，那只是一种简单化的、主观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导致其智力测试是真正在测量智力的幻觉。总之，比纳测试只是一种实用性的测试，目的是为了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也不用于对正常儿童划分智力等级。那些被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也不一定是天生如此、不可改变，通过特殊的训练有可能提高其能力。
比纳所担心的，恰恰在美国出现。在1910年，一个叫戈达德（H.H.Goddard）的美国心理学家将比纳测试译成英文，引进美国，但为它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经久不衰的用途。在当时，心理学上把精神发育迟滞分成两种：心理年龄不到三岁，不具有完备的语言能力的被称为白痴，心理年龄在三岁到七岁之间，有语言能力但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被称为痴愚。戈达德著作中展示的愚鲁儿童照片。为了增加其“愚鲁”效果，戈达德故意在照片上用墨水将这些儿童的眼睛涂黑。戈达德认为，在痴愚和正常人之间，还应该存在一个心理年龄在八到十二岁的等级，他称之为愚鲁。愚鲁的人能够学会阅读、书写，但是其能力永远达不到正常人的水平。在戈达德看来，愚鲁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许多犯罪分子，绝大多数酗酒者和妓女，甚至不适应社会的人，全都是愚鲁者。我们很容易识别白痴和痴愚，他们一般没有生殖能力或无生殖的兴趣，有兴趣的话也难以有机会，因此其劣质基因难以遗传。但是愚鲁在表面上难以与正常人区别开来，他们有正常的生殖能力，甚至生殖力旺盛，其劣质基因将会遗传下去、扩散开去。如何鉴别愚鲁者并防止其生殖，是当时“优生学”运动的主要目标。戈达德认为，比纳测试就是鉴定愚鲁者的一个好办法。
这完全背叛了比纳的初衷。戈达德认为比纳测试是真正地测试智力，而且是先天的、遗传而来的、不可改变的智力。今天我们已认识到，有许多因素可以导致精神发育迟滞，例如孕期生病、滥用药物，胎儿、婴儿营养不良，大脑受到外伤，等等，当然也有的是遗传病。人体的任何主要性状，都是许多基因彼此相互作用、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的结果。然而，戈达德却把所有的精神发育迟滞全都归为遗传引起的。他甚至认为智力就像孟德尔豌豆的颜色、性状一样，是由一对等位基因决定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那些没有正常的智力基因而只有与之等位的“隐性的”精神迟滞基因的，就会是愚鲁、痴愚、白痴。那些只有一个正常的智力基因的，则是只适于干粗活的笨蛋。如果智力障碍真的是由一个基因决定的，那么就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将其消灭：禁止智力障碍者生育。如果愚鲁者能够为了人类的幸福未来而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性欲，那么我们还可以允许他们自由地生活。但是愚蠢必然导致不道德，愚鲁者是不可能自觉地放弃自己的生殖权利的，因此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戈达德并不反对对愚鲁者实施绝育手术，但是他认为把他们像精神病人一样关起来与社会隔离，是个更容易被接受的做法。
同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还面临着一个外来的威胁：外国的愚鲁者正蜂拥而来，必须把他们挡在国门之外。这显然要比隔离美国本地的愚鲁者更容易做到。在1912年，戈达德及其助手到了纽约埃利斯岛，用比纳测试测定申请移民者的智力。结果令人吃惊：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87％的俄国人的心理年龄都低于十二岁，也即属于低能。难道这些民族的五分之四的人口居然都精神发育不全？连戈达德本人都不敢相信，对测试结果进行了修正，使移民申请者中低能的比例降到了40％到50％。但是这个比例仍然高得离谱。原因本来不难设想，这些受测试者绝大多数是穷人，从未上过学，有的甚至从未握过笔，一句英语不懂，在经过长途海上颠簸之后，疲顿不堪，精神紧张，惶恐不安地立即接受智商测试，怎么能指望他们发挥正常水平？但是戈达德却排除了这些环境因素，而把测试结果不佳归于先天的愚蠢，认定这些新移民的确有令人惊讶的低等智力，而愚鲁者比例奇高的原因，是因为移民的质量在下降，外国高智商者倾向于留在本国，而低智商者倾向于移民美国。因此，严格把好移民关就成了当务之急。戈达德非常自豪地报道说，在那些相信可以用智商测试检测低能外国人的美国医生的不懈努力下，在1913年，由于智力不健全而被驱逐的移民增加了350％，在1914年则比前五年的平均人数增加了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