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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秋千上的大地
虽然盖天说能用故事回答人们心目中的某些疑问，但真遇到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物，好多新问题就会冒出来。比如：天边与地边是如何相接的呢？可不可以从地边爬到天上去呢？大地有多厚呢？从几十里深的山洞往下钻，可不可以钻到地块的下表面去呢？今天从东边升起的太阳会不会就是昨晚落在西边的那个太阳呢？果真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月亮为何不掉下来呢？追赶烈日的夸父为什么会弃杖邓林呢？面对如此多的疑问，当时的圣人（相当于现天文学家）根本回答不了。
从先秦文献看，较早怀疑盖天说的是战国时期的庄子，他在《天运》中问道：“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如此秩序）？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
庄子首先怀疑管仲关于天地安固不动的说法，认为天有可能在运动，地有可能处在天中的某一个位置，日月运行有可能因“争所”而相互挤撞，天地间的各种秩序可能不是谁有意安排的，或许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庄子的疑问直接针对天意而发，如果这种天意不存在，那么天上的秩序就是一种不得已的自然行为，这就淡化了盖天说中的神秘色调，动摇了天地静止的观念。
稍后怀疑盖天说的是楚国的屈原，他在《天问》中问道：“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意思是说，天是怎么与地连接合拢的呢？十二时辰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呢？太阳与月亮是怎么挂到天上去的呢？星星是如何安放的呢？太阳早上从汤谷出发，至晚上到达蒙汜所走的距离是多长？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不少人怀疑盖天说。与此同时，他们还大胆设想着另一种天地关系，即天边与地边可能并不相接，而是相互分离的，大地很可能只是宇宙中之一细物，甚至还明确提出：“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鹖冠子•备知》）
吕不韦（前？～前235）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载：“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按这种尺度，我们就可以把大地画成一个圆饼块（见图3－6），孤立地悬浮在宇宙之中。
《尚书纬•考灵曜》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春、秋分则其中矣。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
不少近现代学者以为，这是中国人最先发现地球公转的有力证据，它比哥白尼日心说早了两千年云云。当然，也有怀疑这些说法的学者，其主要理由是它没有提到星体位次的变化，即没有提到两个三万里的恒星移动视差。现我们把这段话再理解一遍，并用图3－6加以演示。
一、大地四游的时间周期是一年，以春、秋分为中点，以冬至、夏至为端点，来回游动，犹如面向西南的大摆钟，钟摆恒动不止。
二、地进行四游的空间距离为六万里，来回游动一次（一年）所走的距离是十二万里，平均每天约走三百里，每小时约走十二里，相当于人慢跑的速度。
三、地进行四游的方位是西北东南向，犹如天湖的西北与东南两岸各设了一个渡口，一艘大船在这两个渡口间来回摆渡。
由此来看，《尚书纬•考灵曜》所描述的似乎并非地球绕日公转，倒有点像人站在一个悬浮的地饼上缓慢地荡着秋千。这种推想同先秦文明背景是相合的，因为那时的盖天说不断受到怀疑，人们完全有可能把大地设想成一艘悬浮于空中的地舟。只不过这艘地舟并不是静止在空中，而是在来回摆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式地动说思想的初萌。如果地舟像火流星（一种杂技艺术）那样做圆周航行，那么这种观念就与古希腊费罗劳斯的地动说很接近了。
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已经知道夏至时日表（标杆）的表影最短，冬至时日表的影距最长，这与地舟夏至向太阳正下方（南）航行，冬至离太阳向北运动的认识是出于同一直观经验，正如吕不韦所言：“冬至日行远道……夏至日行近道。”（《吕氏春秋•有始览》）同时，居住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华祖先已从经验得知，冬至前后刮西北风，夏至前后刮东南风，并把西北风命名为广莫风，东南风命名为景风。当秋分过后，地舟向西北航行，就会感觉到有西北方向迎面而来的船头风；当春分过后，地舟向东南航行，就会感觉到有东南方向迎面而来的船头风。这种直观感觉到的平均风速与人慢跑时的风速相当，由此就可以确定地舟航行的大致速度，从而推出的数值范围确定在每季三万里。
通过对日表影长的观测与四季风向的感受，中国祖先做出地有四游的判断是很自然的。与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相比，中国人似乎更看重地面观测与直观经验。从天体运动的轨迹形态来讲，四游说是非常特别的，它给大地描绘的运动轨道竟然是一条六万里长的直线！其轨道解析方程为：
y = kx。
从先秦文献看，较早怀疑盖天说的是战国时期的庄子，他在《天运》中问道：“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如此秩序）？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
庄子首先怀疑管仲关于天地安固不动的说法，认为天有可能在运动，地有可能处在天中的某一个位置，日月运行有可能因“争所”而相互挤撞，天地间的各种秩序可能不是谁有意安排的，或许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庄子的疑问直接针对天意而发，如果这种天意不存在，那么天上的秩序就是一种不得已的自然行为，这就淡化了盖天说中的神秘色调，动摇了天地静止的观念。
稍后怀疑盖天说的是楚国的屈原，他在《天问》中问道：“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意思是说，天是怎么与地连接合拢的呢？十二时辰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呢？太阳与月亮是怎么挂到天上去的呢？星星是如何安放的呢？太阳早上从汤谷出发，至晚上到达蒙汜所走的距离是多长？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不少人怀疑盖天说。与此同时，他们还大胆设想着另一种天地关系，即天边与地边可能并不相接，而是相互分离的，大地很可能只是宇宙中之一细物，甚至还明确提出：“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鹖冠子•备知》）
吕不韦（前？～前235）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载：“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按这种尺度，我们就可以把大地画成一个圆饼块（见图3－6），孤立地悬浮在宇宙之中。
《尚书纬•考灵曜》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春、秋分则其中矣。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
不少近现代学者以为，这是中国人最先发现地球公转的有力证据，它比哥白尼日心说早了两千年云云。当然，也有怀疑这些说法的学者，其主要理由是它没有提到星体位次的变化，即没有提到两个三万里的恒星移动视差。现我们把这段话再理解一遍，并用图3－6加以演示。
一、大地四游的时间周期是一年，以春、秋分为中点，以冬至、夏至为端点，来回游动，犹如面向西南的大摆钟，钟摆恒动不止。
二、地进行四游的空间距离为六万里，来回游动一次（一年）所走的距离是十二万里，平均每天约走三百里，每小时约走十二里，相当于人慢跑的速度。
三、地进行四游的方位是西北东南向，犹如天湖的西北与东南两岸各设了一个渡口，一艘大船在这两个渡口间来回摆渡。
由此来看，《尚书纬•考灵曜》所描述的似乎并非地球绕日公转，倒有点像人站在一个悬浮的地饼上缓慢地荡着秋千。这种推想同先秦文明背景是相合的，因为那时的盖天说不断受到怀疑，人们完全有可能把大地设想成一艘悬浮于空中的地舟。只不过这艘地舟并不是静止在空中，而是在来回摆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式地动说思想的初萌。如果地舟像火流星（一种杂技艺术）那样做圆周航行，那么这种观念就与古希腊费罗劳斯的地动说很接近了。
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已经知道夏至时日表（标杆）的表影最短，冬至时日表的影距最长，这与地舟夏至向太阳正下方（南）航行，冬至离太阳向北运动的认识是出于同一直观经验，正如吕不韦所言：“冬至日行远道……夏至日行近道。”（《吕氏春秋•有始览》）同时，居住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华祖先已从经验得知，冬至前后刮西北风，夏至前后刮东南风，并把西北风命名为广莫风，东南风命名为景风。当秋分过后，地舟向西北航行，就会感觉到有西北方向迎面而来的船头风；当春分过后，地舟向东南航行，就会感觉到有东南方向迎面而来的船头风。这种直观感觉到的平均风速与人慢跑时的风速相当，由此就可以确定地舟航行的大致速度，从而推出的数值范围确定在每季三万里。
通过对日表影长的观测与四季风向的感受，中国祖先做出地有四游的判断是很自然的。与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相比，中国人似乎更看重地面观测与直观经验。从天体运动的轨迹形态来讲，四游说是非常特别的，它给大地描绘的运动轨道竟然是一条六万里长的直线！其轨道解析方程为：
y = k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