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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把进化论大旗扛到底的人——达尔文(2)
在该书的正文中，达尔文主要表达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生物个体的变异和遗传。达尔文根据对家养和野生动植物的观察，发现一切生物个体都能发生变异，有的变异可遗传给后代，有的变异不能遗传，变异区分为一定变异与不定变异。变异的原因是生活条件的改变、器官的使用与否等。在自然界中，从个体差异到轻微变种再到显著变种，又到亚种和种，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并一级一级地过渡，其间不存在不连续的飞跃。关于遗传的规律问题，达尔文承认“不明了”。
第二，生物种群的自然选择。达尔文从人工选择生物品种的实践，引申出自然选择的概念（这是一种类比）。人工选择是根据人的需要，自然选择则是根据生存与繁殖的需要。他看到自然界存在着繁殖过剩，即生物产生的生殖细胞或后代的数目远远多于可能存活的个体数目，大量的后代必然发生生存斗争，那些具有最适应环境条件的有利变异的个体，有较大的生存机会，并繁殖后代，使有利变异可以世代遗传与积累；不利变异的个体则被淘汰，即书中反复提到的“自然选择，最适者生存”。达尔文还把自然选择原理应用于解释同种的雌、雄两性个体间性状差异的起源，引申出性选择概念，如雄鸟羽毛美丽，雌蛾能分泌性诱物质，雄兽有巨大的搏斗器官——角，其生殖竞争是造成这些副性征的主要原因。
第三，性状分歧原理、种的形成与绝灭以及系统树。达尔文从家养动植物的育种实践中看到，人们可按不同需要进行选择，从一个原始共同的祖先类型，可以培育出许多性状歧异的品种。例如野生岩鸽就能培育出上百个家鸽品种；马、牛品种多样，均可追溯到某个共同祖先。依同样的道理，自然界的同一个种内，个体之间在结构、习性上的差异，会各自去适应不同环境的变化，有的有利于繁殖后代，有的适应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随着差异积累、歧异增大，一个物种会变成若干变种、亚种、种，不同品种的个体杂交与地理隔离，便促进了性状分歧和新种形成。在生存斗争中，由于自然选择的原因，有利变异的个体增多，最适者生存，不适者减少，直至灭绝。由于性状分歧和中间类型的绝灭，新种不断产生，旧种不断灭亡，随着种间差异逐渐增大，久而久之，同一纲内所有生物的亲缘关系，就会像分枝茂密的大树，枯萎脱落的枝干代表着已绝灭的生物分枝，它们仅剩下化石的各目、科、属，这些已灭绝生物的化石已被埋藏在地层中。生命之树还在不断生长出新的美丽分枝，这就是现仍在地球上生存着的生物，它们的目、科、属遮盖了大地。总之，已灭绝和正生存的生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共同构成了一个生物系统，这就是生物界的系统树。
《物种起源》一书没有涉及人类的起源问题。按林奈等人的生物分类法，人仅仅是灵长目中的一科。既然各种哺乳动物都是按自然选择的法则逐步进化而来，那么人这个最高级的动物物种也只能是生物进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逻辑结果。对此，不仅当时的博物学界，就是宗教界人士也心知肚明。
前节已述，达尔文曾想把这个特别敏感的选题交给华莱士来完成，在遭到拒绝之后，达尔文沉寂了近20年。好在一批进化论的支持者如同一批看球的球迷，他们比场上踢足球的人还急，一场场有关人类起源的辩论相继展开，其中最著名的是1860年6月的牛津大辩论，我们将在下节详细介绍。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敏感的话题居然还触动了当时著名的地质学家赖尔，他在1863年出版了《古老的人类》一书，明确表达了人猿同祖的进化论思想。
1871年，62岁的达尔文终于坐不住了，《人类的由来及其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丆简称《人类的由来》）一书面世，直接公开了自己彻头彻尾的进化论立场，更加明确、系统地阐明了人的进化过程。与华莱士不同的是，达尔文是第一个把进化论大旗扛到底的人。该书第一章便列举了许多人从某些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证据：如人同许多低等动物，尤其是猿猴的基本身体结构相似，对寄生虫与传染病的反应相似，胚胎的发育过程相似，视觉、嗅觉相似，牙齿与骨骼的生长过程相似，生殖方式相似等。
当达尔文用自然选择的原理展示出人的整个进化过程之后，以极具诗意的文笔对全书做出总结：“人这样地兴起而攀登了生物阶梯的顶层……有他这一切一切的崇高本领。然而，在他的躯干上，仍无法抹掉他出身卑微（即猿猴，著者加）的烙印。”
在《人类的由来》出版之后，达尔文又整理了自己的一些残稿，先后出版了《人和动物的表情》《经蚯蚓作用后的腐殖土的形成》以及当年在比格尔号军舰上写的《环球旅行日记》。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伦敦去世，享年73岁。与拉马克的死后境遇不同的是，这位进化论大师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大教堂的墓地内（见彩色插图四十九），旁边躺着的竟是近代物理学的开创人——艾萨克•牛顿爵士。
在该书的正文中，达尔文主要表达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生物个体的变异和遗传。达尔文根据对家养和野生动植物的观察，发现一切生物个体都能发生变异，有的变异可遗传给后代，有的变异不能遗传，变异区分为一定变异与不定变异。变异的原因是生活条件的改变、器官的使用与否等。在自然界中，从个体差异到轻微变种再到显著变种，又到亚种和种，这个过程是连续的，并一级一级地过渡，其间不存在不连续的飞跃。关于遗传的规律问题，达尔文承认“不明了”。
第二，生物种群的自然选择。达尔文从人工选择生物品种的实践，引申出自然选择的概念（这是一种类比）。人工选择是根据人的需要，自然选择则是根据生存与繁殖的需要。他看到自然界存在着繁殖过剩，即生物产生的生殖细胞或后代的数目远远多于可能存活的个体数目，大量的后代必然发生生存斗争，那些具有最适应环境条件的有利变异的个体，有较大的生存机会，并繁殖后代，使有利变异可以世代遗传与积累；不利变异的个体则被淘汰，即书中反复提到的“自然选择，最适者生存”。达尔文还把自然选择原理应用于解释同种的雌、雄两性个体间性状差异的起源，引申出性选择概念，如雄鸟羽毛美丽，雌蛾能分泌性诱物质，雄兽有巨大的搏斗器官——角，其生殖竞争是造成这些副性征的主要原因。
第三，性状分歧原理、种的形成与绝灭以及系统树。达尔文从家养动植物的育种实践中看到，人们可按不同需要进行选择，从一个原始共同的祖先类型，可以培育出许多性状歧异的品种。例如野生岩鸽就能培育出上百个家鸽品种；马、牛品种多样，均可追溯到某个共同祖先。依同样的道理，自然界的同一个种内，个体之间在结构、习性上的差异，会各自去适应不同环境的变化，有的有利于繁殖后代，有的适应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随着差异积累、歧异增大，一个物种会变成若干变种、亚种、种，不同品种的个体杂交与地理隔离，便促进了性状分歧和新种形成。在生存斗争中，由于自然选择的原因，有利变异的个体增多，最适者生存，不适者减少，直至灭绝。由于性状分歧和中间类型的绝灭，新种不断产生，旧种不断灭亡，随着种间差异逐渐增大，久而久之，同一纲内所有生物的亲缘关系，就会像分枝茂密的大树，枯萎脱落的枝干代表着已绝灭的生物分枝，它们仅剩下化石的各目、科、属，这些已灭绝生物的化石已被埋藏在地层中。生命之树还在不断生长出新的美丽分枝，这就是现仍在地球上生存着的生物，它们的目、科、属遮盖了大地。总之，已灭绝和正生存的生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共同构成了一个生物系统，这就是生物界的系统树。
《物种起源》一书没有涉及人类的起源问题。按林奈等人的生物分类法，人仅仅是灵长目中的一科。既然各种哺乳动物都是按自然选择的法则逐步进化而来，那么人这个最高级的动物物种也只能是生物进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逻辑结果。对此，不仅当时的博物学界，就是宗教界人士也心知肚明。
前节已述，达尔文曾想把这个特别敏感的选题交给华莱士来完成，在遭到拒绝之后，达尔文沉寂了近20年。好在一批进化论的支持者如同一批看球的球迷，他们比场上踢足球的人还急，一场场有关人类起源的辩论相继展开，其中最著名的是1860年6月的牛津大辩论，我们将在下节详细介绍。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敏感的话题居然还触动了当时著名的地质学家赖尔，他在1863年出版了《古老的人类》一书，明确表达了人猿同祖的进化论思想。
1871年，62岁的达尔文终于坐不住了，《人类的由来及其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丆简称《人类的由来》）一书面世，直接公开了自己彻头彻尾的进化论立场，更加明确、系统地阐明了人的进化过程。与华莱士不同的是，达尔文是第一个把进化论大旗扛到底的人。该书第一章便列举了许多人从某些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证据：如人同许多低等动物，尤其是猿猴的基本身体结构相似，对寄生虫与传染病的反应相似，胚胎的发育过程相似，视觉、嗅觉相似，牙齿与骨骼的生长过程相似，生殖方式相似等。
当达尔文用自然选择的原理展示出人的整个进化过程之后，以极具诗意的文笔对全书做出总结：“人这样地兴起而攀登了生物阶梯的顶层……有他这一切一切的崇高本领。然而，在他的躯干上，仍无法抹掉他出身卑微（即猿猴，著者加）的烙印。”
在《人类的由来》出版之后，达尔文又整理了自己的一些残稿，先后出版了《人和动物的表情》《经蚯蚓作用后的腐殖土的形成》以及当年在比格尔号军舰上写的《环球旅行日记》。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伦敦去世，享年73岁。与拉马克的死后境遇不同的是，这位进化论大师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大教堂的墓地内（见彩色插图四十九），旁边躺着的竟是近代物理学的开创人——艾萨克•牛顿爵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