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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出生于伦敦，只受过两年正规的学校教育，靠自学考上了伦敦大学医学院，并于20岁时获得该校的医学学位。赫胥黎自幼博览群书，自学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希腊语。26岁时被选入英国皇家学会，29岁被聘为皇家矿业学校博物学教授，后担任过英国科学促进会主席，伦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校长，1881年至1885年期间，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赫胥黎的研究领域除医学外，还包括动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和植物学，尤其在海洋动物方面的建树颇丰。他发表的各种科学论文有150多篇，主要的学术专著有《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灵长类比较解剖学》《现代和古代法国人的人类学研究》《史前考古学》《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等。对于中国的汉语读者来说，最熟悉的还是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汉文本的《天演论》仅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的绪论和本论中两章的内容，最早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国闻报》上连载，1898年2月才结集成书。
真正使赫胥黎名垂青史的不是他显赫的学术地位和丰硕的著述成果，而是不经意间参加的一次所谓牛津大辩论。1860年6月30日，大不列颠学会的年会在牛津大学召开，由于年初以来的学界一直都在议论达尔文的新著（即《物种起源》），进化论自然成了此次年会的热门话题。
一开始，那个为恐龙命名的解剖学家欧文（Richard Owen，1804～1892）见达尔文本人没有到会，就从解剖学的角度对进化论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比如把人脑、大猩猩脑、猕猴脑三者做对比，人的脑量要比后两者大得多，如果找不出一种过渡形态的灵长类动物的话，猴变人的进化理论就还缺乏足够的解剖学证据。
听了几位学者对进化论的质疑之后，牛津的大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1805～1873）接着发言：“达尔文先生要我们相信：四足兽、爬虫、鱼、植物、苍蝇甚至真菌都是从第一个会呼吸的原生细胞繁衍下来的，我们却并没有见到这样的繁衍，而且这与《圣经》也是相互背离的，要我们现在相信这位达尔文先生，倒不如还是相信原来的上帝可靠些。”
威尔伯福斯主教见赫胥黎也坐在会场，知道他是达尔文的好友与支持者，便转身问道：“请问赫胥黎教授，您是通过祖父还是祖母接受猴子的遗传的？”会场立刻传出了阵阵笑声。
35岁的赫胥黎缓缓站了起来，接过话题之后，首先用极其简练的语言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而直接回答威尔伯福斯大主教的调侃：“关于人类起源于猴子的问题，当然不能像主教您这样浅薄无知地理解，它是指人类原本是由类似猴子的动物在几百万年时间内慢慢进化而来的。如果我要认祖归宗的话，我宁肯认一只可怜的猴子，也不去认一个不懂科学而把讥讽带入学术讨论中来的人。”说完之后，赫胥黎愤然离开了会场，威尔伯福斯和其他与会者感到很是尴尬，有一位神创论者愤愤地说：“他（指赫胥黎）简直是达尔文的斗犬（Darwin抯 bulldog）！”
本来这段对话是及其平常的学术争论，但后来的进化论者们常对此津津乐道，把它说成是什么牛津大辩论，说什么威尔伯福斯已经哑口无言，说什么赫胥黎怒斥神创论，并获得了台下听众的热烈掌声，甚至认为这是进化论对神创论的历史性胜利之类。其实，如果科学还尊重历史的话，这仅仅是赫胥黎同威尔伯福斯的一次不太愉快的对话，学术问题不是靠掌声来裁决的。而真正值得进化论者们为赫胥黎骄傲的，应是他33年后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学术演说。
1893年，赫胥黎已经68岁，这时他以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身份应邀到牛津大学，在罗曼尼斯讲堂做了一次题为《进化论和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的精彩演讲。这次演讲从地球演化谈到伦理的形成，从自然力量谈到人的意志，从生命体的产生到生物的进化，系统阐释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学术思想和重大意义。赫胥黎在这次讲座上所获得的掌声，才真正具有科学的含量与价值，这与33年前的口水战不可同日而语。
赫胥黎的研究领域除医学外，还包括动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和植物学，尤其在海洋动物方面的建树颇丰。他发表的各种科学论文有150多篇，主要的学术专著有《脊椎动物解剖学手册》《灵长类比较解剖学》《现代和古代法国人的人类学研究》《史前考古学》《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等。对于中国的汉语读者来说，最熟悉的还是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汉文本的《天演论》仅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的绪论和本论中两章的内容，最早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国闻报》上连载，1898年2月才结集成书。
真正使赫胥黎名垂青史的不是他显赫的学术地位和丰硕的著述成果，而是不经意间参加的一次所谓牛津大辩论。1860年6月30日，大不列颠学会的年会在牛津大学召开，由于年初以来的学界一直都在议论达尔文的新著（即《物种起源》），进化论自然成了此次年会的热门话题。
一开始，那个为恐龙命名的解剖学家欧文（Richard Owen，1804～1892）见达尔文本人没有到会，就从解剖学的角度对进化论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比如把人脑、大猩猩脑、猕猴脑三者做对比，人的脑量要比后两者大得多，如果找不出一种过渡形态的灵长类动物的话，猴变人的进化理论就还缺乏足够的解剖学证据。
听了几位学者对进化论的质疑之后，牛津的大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1805～1873）接着发言：“达尔文先生要我们相信：四足兽、爬虫、鱼、植物、苍蝇甚至真菌都是从第一个会呼吸的原生细胞繁衍下来的，我们却并没有见到这样的繁衍，而且这与《圣经》也是相互背离的，要我们现在相信这位达尔文先生，倒不如还是相信原来的上帝可靠些。”
威尔伯福斯主教见赫胥黎也坐在会场，知道他是达尔文的好友与支持者，便转身问道：“请问赫胥黎教授，您是通过祖父还是祖母接受猴子的遗传的？”会场立刻传出了阵阵笑声。
35岁的赫胥黎缓缓站了起来，接过话题之后，首先用极其简练的语言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而直接回答威尔伯福斯大主教的调侃：“关于人类起源于猴子的问题，当然不能像主教您这样浅薄无知地理解，它是指人类原本是由类似猴子的动物在几百万年时间内慢慢进化而来的。如果我要认祖归宗的话，我宁肯认一只可怜的猴子，也不去认一个不懂科学而把讥讽带入学术讨论中来的人。”说完之后，赫胥黎愤然离开了会场，威尔伯福斯和其他与会者感到很是尴尬，有一位神创论者愤愤地说：“他（指赫胥黎）简直是达尔文的斗犬（Darwin抯 bulldog）！”
本来这段对话是及其平常的学术争论，但后来的进化论者们常对此津津乐道，把它说成是什么牛津大辩论，说什么威尔伯福斯已经哑口无言，说什么赫胥黎怒斥神创论，并获得了台下听众的热烈掌声，甚至认为这是进化论对神创论的历史性胜利之类。其实，如果科学还尊重历史的话，这仅仅是赫胥黎同威尔伯福斯的一次不太愉快的对话，学术问题不是靠掌声来裁决的。而真正值得进化论者们为赫胥黎骄傲的，应是他33年后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学术演说。
1893年，赫胥黎已经68岁，这时他以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身份应邀到牛津大学，在罗曼尼斯讲堂做了一次题为《进化论和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的精彩演讲。这次演讲从地球演化谈到伦理的形成，从自然力量谈到人的意志，从生命体的产生到生物的进化，系统阐释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学术思想和重大意义。赫胥黎在这次讲座上所获得的掌声，才真正具有科学的含量与价值，这与33年前的口水战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