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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温“日本造”(1)
口学习、融合和创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宣告结束。战后日本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众所周知，l3本是市场空间狭窄、资源贫乏的小岛国。日本人常说：日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只有阳光和空气。日本既没有经济和技术优势，也没有政治和军事优势。但日本人在20世纪50—60年代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吸取国外科技管理精华，刻苦拼搏、迅速崛起，不到30年时间，俨然以经济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东方，被人们称之为“奇迹”。
伦敦《经济学家》在1962年9月1日和813两期连载了一篇题为《正视日本》(Consider Japan)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以书的面目问世，而且迅速易名为《惊人的日本》(Amazing Ja．pan)。有人建议，这篇论文还可以改换一下标题，称为《看看日本的情况、想想英国的走向》(Consider Britain in Light of whatthe Japanese Are Doing)，因为只有这样的标题才能真正体现论文的旨意。在1946年到1976年整个战后期间，日本经济增长了55倍。假设1951—1953年间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为100，那么1934—1936年为90，1961--1963年为248，1971—1973年为664；如果1934—1936年间制造业生产指数为87，那么1961—1963年为400，1971—1973年为l350。日本的崛起为世人敲响了警钟，也预示着文化管理时代的孕育成熟。
大约在1947年，当时担任战后盟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曾在日本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美国文化是一个成年人的话，日本文化则只不过是一个年方12岁的孩童而已”，对这种显然有悖常理的言论，当时日本朝野竞一片沉默。时过境迁，在日本创造了“奇迹”之后，我们在日本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所著的《日本造》一书中可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所以当如此之年轻——尽管强大一一美国把我们视若新手时，我们很不高兴。”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当然无可指责，但个中滋味是否也验证了“综合实力”的价值呢?
日本在创立公司文化管理模式中非常注意学习和创新：
1、学习和汲取
学习外来文化、利用外来工具、汲取外国精华，既是日本走向繁荣的基础，也是日本公司文化管理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
日本向来就有勇于、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民族传统。早在公元7—8世纪，它就吸取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中国盛唐文化，兼取中国儒、法、墨、佛学思想之精华，融日本社会之实际，制定了《17条宪法》，仿效中国的均田制进行了“文化革新”。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日本又吸汉了西方工业文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的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日本人自己所言：“日本人对外国的文化，并不视为异端，不抱抵触情绪和偏见，坦率地承认它的优越性，竭力引进和移植。”松下幸之助曾经总结过：学习精神是日本迈向繁荣的第一步。
被美国《洛杉矶时报》誉为“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说：“我总是被日本的出乎意料的成功所吸引。在我看来，了解这种成功是理解日本的关键。我越探索这个问题，就越感到迷惑。然而，只有一点是越来越清楚的，那就是日本人取得成功的基础是他们具有利用外来工具的独特能力，不管这种工具是社会体制还是物质技术，都被容纳到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中，并为其目标的实现服务”。([美]彼得．德鲁克：《面对未来的抉择——机会与成功》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日本非常重视对美国企业管理经验的学习。美国是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发源地，又是管理学教育的“出口国”，为许多国家培养了不少管理人才。因此日本人特别如饥似渴地学习美国的企业管理经验。那些有影响的美国管理学书籍，很快被译成日文并十分畅销。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他的一些管理学书籍在日本的销售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人是他的著作最发奋的读者。日本管理人员通常订阅好几种美国管理期刊，及时阅读研究。一位美国管理学家感叹道：写出了最有影响力的管理教科书的是美国人，但实实在在读懂了这些书的却是日本人。
日本人还经常请美国专家去讲课。1950年，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Edwards Deming)在美日两国政府的安排下到日本讲学，以后他又去过多次，据统计，80％的日本企业最高领导人听过他的讲座，戴明的思想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政府1951年就设立了“戴明奖”，从而推动了企业的质量管理。彼得•德鲁克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为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高层经理举办了研讨班，每隔一年举办一次，每次为期三到四周。彼得•德鲁克说过：“日本人认为，对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和日本作为经济强国的崛起有位外国人——伞是美国人——起：厂举足轻重的作用。爱德华兹•戴明(Et1．wards Deming)教会日本人质量管理，传人‘质量管理小组’。约瑟夫•M•朱兰(Joseph M•Juran)教会他们怎样组织生产、怎样训练和l管理工人。现在堪称来自日本的‘最新式’进口货，‘最热门的管理发现’——‘正点’存货传送系统(日本人称之为‘看板管理’)一一就是由朱兰介绍给日本的”。“我就是这第三位美国老师。我的贡献，日本人认为，是向他们传授了管理和市场营销。我教他们认识到，人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成本，因此人必须加以管理，让他们为自己、也为集体的目标和生产率承担起责任。”(1美]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前沿》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210页)同时，日本也经常派出由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去美国考察，研讨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美闺管理学家弗雷德理克•E•舒斯特在《A战略》一书中介绍了日本人的这种学习认真态度，有一次，“当舒斯特介绍完有关问题后，日本的经理们提出了一连串详细人微的、足使任何一个美国博士生和学者组成的专业小组难以应付的问题。有儿位日本经理甚至可以准确无误地背出成段的理论典籍。很明显，他们不仅摘录了理论阐述中的若干细微差异，而且还做了大量的性分移。”
通过认真刻苦的学习，日本从美国引进了不少管理经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①引进了两种主要的美国管理技术，一种是企业的生产管理，即工业管理(Industrial Engineerin9简称IE)和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简称QC)；另一种是一般性的经营管理；
口学习、融合和创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宣告结束。战后日本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众所周知，l3本是市场空间狭窄、资源贫乏的小岛国。日本人常说：日本没有土地，没有资源，只有阳光和空气。日本既没有经济和技术优势，也没有政治和军事优势。但日本人在20世纪50—60年代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吸取国外科技管理精华，刻苦拼搏、迅速崛起，不到30年时间，俨然以经济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东方，被人们称之为“奇迹”。
伦敦《经济学家》在1962年9月1日和813两期连载了一篇题为《正视日本》(Consider Japan)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以书的面目问世，而且迅速易名为《惊人的日本》(Amazing Ja．pan)。有人建议，这篇论文还可以改换一下标题，称为《看看日本的情况、想想英国的走向》(Consider Britain in Light of whatthe Japanese Are Doing)，因为只有这样的标题才能真正体现论文的旨意。在1946年到1976年整个战后期间，日本经济增长了55倍。假设1951—1953年间国民生产总值指数为100，那么1934—1936年为90，1961--1963年为248，1971—1973年为664；如果1934—1936年间制造业生产指数为87，那么1961—1963年为400，1971—1973年为l350。日本的崛起为世人敲响了警钟，也预示着文化管理时代的孕育成熟。
大约在1947年，当时担任战后盟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曾在日本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美国文化是一个成年人的话，日本文化则只不过是一个年方12岁的孩童而已”，对这种显然有悖常理的言论，当时日本朝野竞一片沉默。时过境迁，在日本创造了“奇迹”之后，我们在日本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所著的《日本造》一书中可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所以当如此之年轻——尽管强大一一美国把我们视若新手时，我们很不高兴。”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当然无可指责，但个中滋味是否也验证了“综合实力”的价值呢?
日本在创立公司文化管理模式中非常注意学习和创新：
1、学习和汲取
学习外来文化、利用外来工具、汲取外国精华，既是日本走向繁荣的基础，也是日本公司文化管理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
日本向来就有勇于、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民族传统。早在公元7—8世纪，它就吸取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中国盛唐文化，兼取中国儒、法、墨、佛学思想之精华，融日本社会之实际，制定了《17条宪法》，仿效中国的均田制进行了“文化革新”。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日本又吸汉了西方工业文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的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日本人自己所言：“日本人对外国的文化，并不视为异端，不抱抵触情绪和偏见，坦率地承认它的优越性，竭力引进和移植。”松下幸之助曾经总结过：学习精神是日本迈向繁荣的第一步。
被美国《洛杉矶时报》誉为“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说：“我总是被日本的出乎意料的成功所吸引。在我看来，了解这种成功是理解日本的关键。我越探索这个问题，就越感到迷惑。然而，只有一点是越来越清楚的，那就是日本人取得成功的基础是他们具有利用外来工具的独特能力，不管这种工具是社会体制还是物质技术，都被容纳到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中，并为其目标的实现服务”。([美]彼得．德鲁克：《面对未来的抉择——机会与成功》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页)
日本非常重视对美国企业管理经验的学习。美国是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发源地，又是管理学教育的“出口国”，为许多国家培养了不少管理人才。因此日本人特别如饥似渴地学习美国的企业管理经验。那些有影响的美国管理学书籍，很快被译成日文并十分畅销。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他的一些管理学书籍在日本的销售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人是他的著作最发奋的读者。日本管理人员通常订阅好几种美国管理期刊，及时阅读研究。一位美国管理学家感叹道：写出了最有影响力的管理教科书的是美国人，但实实在在读懂了这些书的却是日本人。
日本人还经常请美国专家去讲课。1950年，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Edwards Deming)在美日两国政府的安排下到日本讲学，以后他又去过多次，据统计，80％的日本企业最高领导人听过他的讲座，戴明的思想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政府1951年就设立了“戴明奖”，从而推动了企业的质量管理。彼得•德鲁克从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为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高层经理举办了研讨班，每隔一年举办一次，每次为期三到四周。彼得•德鲁克说过：“日本人认为，对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和日本作为经济强国的崛起有位外国人——伞是美国人——起：厂举足轻重的作用。爱德华兹•戴明(Et1．wards Deming)教会日本人质量管理，传人‘质量管理小组’。约瑟夫•M•朱兰(Joseph M•Juran)教会他们怎样组织生产、怎样训练和l管理工人。现在堪称来自日本的‘最新式’进口货，‘最热门的管理发现’——‘正点’存货传送系统(日本人称之为‘看板管理’)一一就是由朱兰介绍给日本的”。“我就是这第三位美国老师。我的贡献，日本人认为，是向他们传授了管理和市场营销。我教他们认识到，人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成本，因此人必须加以管理，让他们为自己、也为集体的目标和生产率承担起责任。”(1美]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前沿》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210页)同时，日本也经常派出由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去美国考察，研讨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美闺管理学家弗雷德理克•E•舒斯特在《A战略》一书中介绍了日本人的这种学习认真态度，有一次，“当舒斯特介绍完有关问题后，日本的经理们提出了一连串详细人微的、足使任何一个美国博士生和学者组成的专业小组难以应付的问题。有儿位日本经理甚至可以准确无误地背出成段的理论典籍。很明显，他们不仅摘录了理论阐述中的若干细微差异，而且还做了大量的性分移。”
通过认真刻苦的学习，日本从美国引进了不少管理经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①引进了两种主要的美国管理技术，一种是企业的生产管理，即工业管理(Industrial Engineerin9简称IE)和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简称QC)；另一种是一般性的经营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