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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假设及人的本质(2)
4、性纯论
孔子主张性纯可塑论。他认为，人初生时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态，完全象纯洁的白纸片，可以任后天的环境塑染。环境千变万化，塑染的形态就千姿百态。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性相近”，意即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互相近似的；“习相远”，是指因环境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距离。人性既然可由环境塑造和习染，孔子便以儒学作为塑染人性的理想模型。
道家也持非善非恶论，认为所谓人性是自然的、朴素的。告子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与恶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在他看来，人性好比流动的水。东方开了缺口它就向东流；西方开了缺口它便向西流。人没有善与不善的定性，正与水没有固定的东西流向类似。他认为，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后来改变为善，或者改变成恶，均是后天而为的；人性本来圆满，顺应人性便是最好的生活。墨子也持非善非恶论，他认为人表现出善恶，不是本性使然，而是后天环境促成的。他说：人性如丝，未染之前，原本没有颜色，但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环境好的时候，人们大都是善良美好的；环境恶劣的时候，人们就会变得拙劣丑陋。
从以上四种精典的四论中可以看出，我国先哲是非常重视对人、对人与管理关系的研究的，主要论述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关于人的作用。认为人在宇宙中居卓越之位置，人是万物之灵。在社会发展中，人起着重大的作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②关于人的本质。认为对人的管理应从人所固有的本质出发，阐述了性善、性恶、性混和性纯诸论，分别提出了儒子的“德治”、法家的“法治”的道家的“无为而治”等管理模式。③关于人的特性。认为对人的管理应当了解和满足人的特性的需要，如“民以食为天”、“士可杀而不可辱”等。我国先哲以上三方面的论述，虽然朴素零散，但却深刻隽永，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诲。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人”的概念，是一种以“人性善”为人性假设和前提的。这种人性观强调人从根本上具有向善爱德的天性、强调道德自律、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认为人具有从善的天赋能动性，具有教育、感化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关系的亲疏建构起来的。在这样的管理环境下所体现的管理特点有三：一是管理目标具有义利并重的责任，企业组织不只是追求生产效率，还有践行道德义务的责任；二是对人的管理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以刑弼教”法律规章只在道德教化中起辅助作用；三是行为激励以道德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对个人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是企业组织考核评价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从管理模式上来看，这种模式属于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它强调人在管理中的作用，无疑对于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模式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口西方人性假设
西方管理学中提出了四种与管理有关的人性假设，即“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这四种人性假设表明了西方管理学界对人性认识的发展过程。
1、“经济人"人性假设
“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直译为“理性经济人”，又称“实利人”。这种人性假设的出发点是享乐主义的哲学观点。这种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D•M•McGregor)在其所著的《企业中人的方面》一书中，提出了X理论和Y理论两种对立的管理理论。其中，X理论就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其基本观点是：
①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的，多数人十分懒惰，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逃避工作。
②多数人没有雄心壮志，因循守旧，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而心甘情愿受别人领导。
③多数人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都是相矛盾的，他们天生就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必须用强制、惩罚的办法才能迫使他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
④多数人做工作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只有金钱才能刺激他们工作。
⑤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多数人都是符合以上假设的人；只有少数人能够自己鼓励自己，能够克制感情冲动，这些人应当担任管理的责任。
这种理论认为，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来把事做成。具体而言，管理者的任务是下述三点：
①为了经济目的，管理者要把生产性企业的各项要素——金钱、物资、设备、人员——组织起来。
②就人员来讲，管理是一个指挥他们的工作、控制他们的活动、矫正他们的行为从而使之适合于组织需要的过程。
③如果管理者不这样积极地干预，人们就会对组织的需要采取消极的甚至是对抗的态度。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惩罚和控制，必须指挥他们的活动。
基于这种假设和理论所提出的管理方式是，组织应以经济报酬来使人们服从组织的命令并做出绩效；应以权力与控制来指挥员工、保护组织本身的利益。其管理特征是订立各种严格的工作规范，加强各种法规和控制。为了提高员工的士气，必须用金钱加以刺激，同时对消极怠工者严厉惩罚，即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泰罗制就是“经济人”假设的典型代表。
在20世纪初以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的出版为标志，表明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建立的泰罗制管理原则已经相当完善。被后人称为“刚性管理”的这种管理方法通过对工时和动作的研究，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和“合理的日工作量”，让工人使用标准化工具，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追求经济效率是其唯一目的。在这种理论下的人完全是一种“物化人”，他们被“标准化”在某一道操作工序中，无非就是一个会说话的螺丝钉。在科学管理方式中，管理工作的重点是提高效率，其挑选“第一流的工人”的标准也仅仅是对是否适应工作而言的。人是机器中的零件，根本谈不上人的感情和愿望。泰罗曾对人不像牛那样愚蠢而感到遗憾，他认为：如果人真象牛那样愚蠢，他的这套办法就可以让他们俯首贴耳，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工作，工作效率就会提高。泰罗所提倡的“时间——动作”分析，虽然有其科学性的一面，但他的基本出发点是考虑如何提高生产率，而对员工的思想感情却漠不关心。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日本的盛田昭夫在《经营之神》中所言：“机械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恰好蕴藏着一个最大的危险，那就是失落了人”。(盛田昭夫《经营之神》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4、性纯论
孔子主张性纯可塑论。他认为，人初生时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态，完全象纯洁的白纸片，可以任后天的环境塑染。环境千变万化，塑染的形态就千姿百态。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性相近”，意即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互相近似的；“习相远”，是指因环境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距离。人性既然可由环境塑造和习染，孔子便以儒学作为塑染人性的理想模型。
道家也持非善非恶论，认为所谓人性是自然的、朴素的。告子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与恶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在他看来，人性好比流动的水。东方开了缺口它就向东流；西方开了缺口它便向西流。人没有善与不善的定性，正与水没有固定的东西流向类似。他认为，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后来改变为善，或者改变成恶，均是后天而为的；人性本来圆满，顺应人性便是最好的生活。墨子也持非善非恶论，他认为人表现出善恶，不是本性使然，而是后天环境促成的。他说：人性如丝，未染之前，原本没有颜色，但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环境好的时候，人们大都是善良美好的；环境恶劣的时候，人们就会变得拙劣丑陋。
从以上四种精典的四论中可以看出，我国先哲是非常重视对人、对人与管理关系的研究的，主要论述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关于人的作用。认为人在宇宙中居卓越之位置，人是万物之灵。在社会发展中，人起着重大的作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②关于人的本质。认为对人的管理应从人所固有的本质出发，阐述了性善、性恶、性混和性纯诸论，分别提出了儒子的“德治”、法家的“法治”的道家的“无为而治”等管理模式。③关于人的特性。认为对人的管理应当了解和满足人的特性的需要，如“民以食为天”、“士可杀而不可辱”等。我国先哲以上三方面的论述，虽然朴素零散，但却深刻隽永，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诲。
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人”的概念，是一种以“人性善”为人性假设和前提的。这种人性观强调人从根本上具有向善爱德的天性、强调道德自律、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认为人具有从善的天赋能动性，具有教育、感化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关系的亲疏建构起来的。在这样的管理环境下所体现的管理特点有三：一是管理目标具有义利并重的责任，企业组织不只是追求生产效率，还有践行道德义务的责任；二是对人的管理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以刑弼教”法律规章只在道德教化中起辅助作用；三是行为激励以道德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对个人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是企业组织考核评价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从管理模式上来看，这种模式属于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它强调人在管理中的作用，无疑对于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模式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口西方人性假设
西方管理学中提出了四种与管理有关的人性假设，即“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这四种人性假设表明了西方管理学界对人性认识的发展过程。
1、“经济人"人性假设
“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直译为“理性经济人”，又称“实利人”。这种人性假设的出发点是享乐主义的哲学观点。这种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D•M•McGregor)在其所著的《企业中人的方面》一书中，提出了X理论和Y理论两种对立的管理理论。其中，X理论就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其基本观点是：
①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的，多数人十分懒惰，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逃避工作。
②多数人没有雄心壮志，因循守旧，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而心甘情愿受别人领导。
③多数人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都是相矛盾的，他们天生就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必须用强制、惩罚的办法才能迫使他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
④多数人做工作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只有金钱才能刺激他们工作。
⑤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多数人都是符合以上假设的人；只有少数人能够自己鼓励自己，能够克制感情冲动，这些人应当担任管理的责任。
这种理论认为，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来把事做成。具体而言，管理者的任务是下述三点：
①为了经济目的，管理者要把生产性企业的各项要素——金钱、物资、设备、人员——组织起来。
②就人员来讲，管理是一个指挥他们的工作、控制他们的活动、矫正他们的行为从而使之适合于组织需要的过程。
③如果管理者不这样积极地干预，人们就会对组织的需要采取消极的甚至是对抗的态度。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惩罚和控制，必须指挥他们的活动。
基于这种假设和理论所提出的管理方式是，组织应以经济报酬来使人们服从组织的命令并做出绩效；应以权力与控制来指挥员工、保护组织本身的利益。其管理特征是订立各种严格的工作规范，加强各种法规和控制。为了提高员工的士气，必须用金钱加以刺激，同时对消极怠工者严厉惩罚，即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泰罗制就是“经济人”假设的典型代表。
在20世纪初以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的出版为标志，表明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建立的泰罗制管理原则已经相当完善。被后人称为“刚性管理”的这种管理方法通过对工时和动作的研究，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和“合理的日工作量”，让工人使用标准化工具，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追求经济效率是其唯一目的。在这种理论下的人完全是一种“物化人”，他们被“标准化”在某一道操作工序中，无非就是一个会说话的螺丝钉。在科学管理方式中，管理工作的重点是提高效率，其挑选“第一流的工人”的标准也仅仅是对是否适应工作而言的。人是机器中的零件，根本谈不上人的感情和愿望。泰罗曾对人不像牛那样愚蠢而感到遗憾，他认为：如果人真象牛那样愚蠢，他的这套办法就可以让他们俯首贴耳，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工作，工作效率就会提高。泰罗所提倡的“时间——动作”分析，虽然有其科学性的一面，但他的基本出发点是考虑如何提高生产率，而对员工的思想感情却漠不关心。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日本的盛田昭夫在《经营之神》中所言：“机械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恰好蕴藏着一个最大的危险，那就是失落了人”。(盛田昭夫《经营之神》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