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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作者之谜(6)
那么，我们看看屠隆说，《金瓶梅》的作者叫作笑笑生，而屠隆的笔名叫笑笑先生。笑笑生和笑笑先生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你如果要证明他们是同一个人，那必须要证明屠隆也有一个笔名叫笑笑生，这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这也是逻辑学的基本常识。A=B，B=C，所以A=C，这是逻辑学，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公式。我们看看屠隆说，屠隆=笑笑先生，笑笑先生≠笑笑生，所以屠隆≠笑笑生，我想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常识。所以，我认为屠隆说也不能成立。要成立，就必须证明笑笑先生=笑笑生，屠隆有一个笔名叫笑笑生。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一点，那就不能成立。
没有证据而强作解人，这是当前我们学术界的一个大毛病。硬说曹雪芹是河北丰润人，你拿得出哪怕是一条直接的、正面的证据么？硬说秦可卿是康熙皇帝的孙女儿，硬说秦可卿之死是由于元春的告密，硬说元春先做了废太子的王妃，后来做了乾隆的皇妃，你能拿得出哪怕是一条正面的、直接的证据么？
因此，我认为，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所谓新的证据，就是指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要问，《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我们只能采取科学的态度老老实实的回答，只有五个字：兰陵笑笑生。
记得钱钟书曾经说过一段风趣的话，鸡蛋吃了就行了，何必非要知道是哪只母鸡下的呢？这是很诙谐的一句话。我看，与其在《金瓶梅》作者的问题上耗费精力——那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还不如把目标转移到《金瓶梅》的思想、艺术、版本等等方面去，也许能够有更多的收获。
这是我要讲的第四点。
六
下面讲第五个问题。
先说明一点，上面谈的作者问题以及对作者问题考证的一些看法，都是学术问题，我和那些说法的提出者之间没有恩怨是非，很多人和我都是朋友。这个系列讲座下面几讲的主讲人我都认识，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是我的学生，都很熟。第二讲就是黄霖同志，尽管我对他的屠隆说并不赞成，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恩怨是非，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谈的都是学术问题，所以我很直率地谈了我的看法，在这里说明一下。
下面讲第五个问题：《金瓶梅》不是累积型作品，也不是集体创作。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古代小说研究界，流行着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很多作品——尤其是很多名著——都是累积型作品，都是集体创作，《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被冠上了这样的帽子，一个是累积型，一个是集体创作。我在前面讲《红楼梦》——《红楼梦》还没有人说是累积型的——讲《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时候，都已经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这些作品不是累积型的不是集体创作，我有一个根本的看法，伟大的作品必然是出于伟大的作者之手。成功的作品、伟大的作品都是个人的创作，除了民间传说以外，还没有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品是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很难表现出个性。
这种说法是违反创作规律的，表面上是抬高这些名著，实际是贬低了这些名著，而且对这些伟大作品的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是贬低了，这是我的一个根本看法，对《金瓶梅》也是这样。
我曾经举过例子，尽管这些作品有很多历史上的材料和资料、素材被作者利用，那就好比一个裁缝的桌子上，铺了很多布片，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布片缝起来做成了一件衣服，没有这个裁缝，没有他的头脑，没有他的双手，这件衣服做不出来。怎么能够说这些衣服就是那些布片呢？那是两回事，有明确的分界线。所以，说这些伟大作品是累积型的、是集体创作，那是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不承认和蔑视。
《金瓶梅》是累积型是集体创作的观点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1954年8月29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发表了潘开沛的文章，叫《〈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他的观点是：《金瓶梅》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或不同的时间里，很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这是他的原话。紧接着，同样是在《光明日报》，同样是在《文学遗产》副刊，1955年4月17日发表了徐梦湘的文章，他认为《金瓶梅》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反对这个集体创作说，有关争论就这两篇论文。完了就没有再争论了。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重新又被学术界提起，到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居然就是认为《金瓶梅》是集体创作，《金瓶梅》是累积型作品。代表人物是谁呢？认为是集体创作、是累积型这个说法的积极提出者、倡导者是杭州大学，现在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徐朔方教授，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等都是这样。持不同意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谁呢？是美国学者浦安迪（Adrew Plaks），浦安迪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专家，当前的权威学者，他是犹太人，现在在特拉维夫——以色列那里兼职做教授。他有很多著作和论文，其中有一部著作已经被翻译出版，叫做《明代四大奇书》。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和我一样——认为这四大奇书全部都是作家的创作。这个人我认识，也是好朋友，曾经在国内参见过很多次会议，我们曾经交谈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就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全部都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不能说它们是积累型的，不能说它们是集体创作。
为什么说不是集体创作、不是积累型作品？所谓集体创作是说很多艺人——什么叫艺人？就是说书的——说评书的艺人的集体创作。我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就不能够成立，你想，说书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公众的场合，那里坐着那么多听众，他能够把《金瓶梅》里边所描写的那些淫秽的内容跟大家宣讲么？我认为不可能。当然有的说书艺人有时候在长篇的说书里夹杂一些黄色小段子，那是可能的。但是像《金瓶梅》有这么多的淫秽内容，它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去讲么？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但今天不可能，古时候也不可能。在明清时候也不可能，因为明清时候《金瓶梅》是禁书。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看《金瓶梅》那些淫秽的描写，那是书面的语言，绝不是口头的语言，绝不是说书人使用的语言，那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听的。
因此，我认为，《金瓶梅》不可能是艺人的集体创作，那是一个作家在他的书房里，一个人关着门在桌子上写出来的。不是很多艺人你讲我也讲，然后互相传抄凑成了一部书，不是那种情况。集体创作绝对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个根本看法。作家就必须是个体的，成功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不可能是几十个人胡凑能凑出来的，那是天方夜谭。中外古今没有那样的例子，所以《金瓶梅》还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第二，它不是积累型的作品。
这个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不一样，《三国志演义》有根据，有《三国志》，有《资治通鉴》，有很多通俗历史书，有很多历史故事，有很多元人杂剧，它们都写了三国的人物和故事，这些都对罗贯中对《三国演义》有影响。但是，罗贯中还是有创造性的写了，并不是把那些东西凑在一起。《水浒传》也有以前的记载，有《大宋宣和遗事》，有《宋史》上关于宋江的记载，但是《水浒传》有很多是个人的创作，以前没有。
那么，我们看看屠隆说，《金瓶梅》的作者叫作笑笑生，而屠隆的笔名叫笑笑先生。笑笑生和笑笑先生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你如果要证明他们是同一个人，那必须要证明屠隆也有一个笔名叫笑笑生，这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这也是逻辑学的基本常识。A=B，B=C，所以A=C，这是逻辑学，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公式。我们看看屠隆说，屠隆=笑笑先生，笑笑先生≠笑笑生，所以屠隆≠笑笑生，我想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常识。所以，我认为屠隆说也不能成立。要成立，就必须证明笑笑先生=笑笑生，屠隆有一个笔名叫笑笑生。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一点，那就不能成立。
没有证据而强作解人，这是当前我们学术界的一个大毛病。硬说曹雪芹是河北丰润人，你拿得出哪怕是一条直接的、正面的证据么？硬说秦可卿是康熙皇帝的孙女儿，硬说秦可卿之死是由于元春的告密，硬说元春先做了废太子的王妃，后来做了乾隆的皇妃，你能拿得出哪怕是一条正面的、直接的证据么？
因此，我认为，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所谓新的证据，就是指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关于《金瓶梅》作者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要问，《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我们只能采取科学的态度老老实实的回答，只有五个字：兰陵笑笑生。
记得钱钟书曾经说过一段风趣的话，鸡蛋吃了就行了，何必非要知道是哪只母鸡下的呢？这是很诙谐的一句话。我看，与其在《金瓶梅》作者的问题上耗费精力——那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还不如把目标转移到《金瓶梅》的思想、艺术、版本等等方面去，也许能够有更多的收获。
这是我要讲的第四点。
六
下面讲第五个问题。
先说明一点，上面谈的作者问题以及对作者问题考证的一些看法，都是学术问题，我和那些说法的提出者之间没有恩怨是非，很多人和我都是朋友。这个系列讲座下面几讲的主讲人我都认识，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是我的学生，都很熟。第二讲就是黄霖同志，尽管我对他的屠隆说并不赞成，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恩怨是非，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谈的都是学术问题，所以我很直率地谈了我的看法，在这里说明一下。
下面讲第五个问题：《金瓶梅》不是累积型作品，也不是集体创作。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古代小说研究界，流行着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很多作品——尤其是很多名著——都是累积型作品，都是集体创作，《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被冠上了这样的帽子，一个是累积型，一个是集体创作。我在前面讲《红楼梦》——《红楼梦》还没有人说是累积型的——讲《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时候，都已经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这些作品不是累积型的不是集体创作，我有一个根本的看法，伟大的作品必然是出于伟大的作者之手。成功的作品、伟大的作品都是个人的创作，除了民间传说以外，还没有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品是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很难表现出个性。
这种说法是违反创作规律的，表面上是抬高这些名著，实际是贬低了这些名著，而且对这些伟大作品的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是贬低了，这是我的一个根本看法，对《金瓶梅》也是这样。
我曾经举过例子，尽管这些作品有很多历史上的材料和资料、素材被作者利用，那就好比一个裁缝的桌子上，铺了很多布片，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布片缝起来做成了一件衣服，没有这个裁缝，没有他的头脑，没有他的双手，这件衣服做不出来。怎么能够说这些衣服就是那些布片呢？那是两回事，有明确的分界线。所以，说这些伟大作品是累积型的、是集体创作，那是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不承认和蔑视。
《金瓶梅》是累积型是集体创作的观点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1954年8月29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发表了潘开沛的文章，叫《〈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他的观点是：《金瓶梅》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或不同的时间里，很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这是他的原话。紧接着，同样是在《光明日报》，同样是在《文学遗产》副刊，1955年4月17日发表了徐梦湘的文章，他认为《金瓶梅》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反对这个集体创作说，有关争论就这两篇论文。完了就没有再争论了。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重新又被学术界提起，到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居然就是认为《金瓶梅》是集体创作，《金瓶梅》是累积型作品。代表人物是谁呢？认为是集体创作、是累积型这个说法的积极提出者、倡导者是杭州大学，现在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徐朔方教授，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等都是这样。持不同意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谁呢？是美国学者浦安迪（Adrew Plaks），浦安迪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专家，当前的权威学者，他是犹太人，现在在特拉维夫——以色列那里兼职做教授。他有很多著作和论文，其中有一部著作已经被翻译出版，叫做《明代四大奇书》。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和我一样——认为这四大奇书全部都是作家的创作。这个人我认识，也是好朋友，曾经在国内参见过很多次会议，我们曾经交谈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就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全部都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不能说它们是积累型的，不能说它们是集体创作。
为什么说不是集体创作、不是积累型作品？所谓集体创作是说很多艺人——什么叫艺人？就是说书的——说评书的艺人的集体创作。我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就不能够成立，你想，说书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公众的场合，那里坐着那么多听众，他能够把《金瓶梅》里边所描写的那些淫秽的内容跟大家宣讲么？我认为不可能。当然有的说书艺人有时候在长篇的说书里夹杂一些黄色小段子，那是可能的。但是像《金瓶梅》有这么多的淫秽内容，它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去讲么？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但今天不可能，古时候也不可能。在明清时候也不可能，因为明清时候《金瓶梅》是禁书。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看《金瓶梅》那些淫秽的描写，那是书面的语言，绝不是口头的语言，绝不是说书人使用的语言，那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听的。
因此，我认为，《金瓶梅》不可能是艺人的集体创作，那是一个作家在他的书房里，一个人关着门在桌子上写出来的。不是很多艺人你讲我也讲，然后互相传抄凑成了一部书，不是那种情况。集体创作绝对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个根本看法。作家就必须是个体的，成功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不可能是几十个人胡凑能凑出来的，那是天方夜谭。中外古今没有那样的例子，所以《金瓶梅》还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第二，它不是积累型的作品。
这个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不一样，《三国志演义》有根据，有《三国志》，有《资治通鉴》，有很多通俗历史书，有很多历史故事，有很多元人杂剧，它们都写了三国的人物和故事，这些都对罗贯中对《三国演义》有影响。但是，罗贯中还是有创造性的写了，并不是把那些东西凑在一起。《水浒传》也有以前的记载，有《大宋宣和遗事》，有《宋史》上关于宋江的记载，但是《水浒传》有很多是个人的创作，以前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