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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女性人物的不同命运(1)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黄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会长黄霖先生。他是我现在复旦大学作博士后课题的导师组成员,所以,我是一定得管他叫老师的。黄老师非常忙,很多地方请他去讲都没时间。所以,这次大家是跟我一起沾了老师的便宜。先让我们对黄老师表示欢迎和感谢。
2005年,中华书局出了黄老师的这本《说金瓶梅》,书的内勒口有黄老师的夫子自道,我来念一下,让我们先对黄老师有个大概的了解:黄霖,1942年生。十一岁上县城嘉定进初中住校,常蒙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看《水浒》等书,被老师斥为读“黄色小说”而革掉了“大队长”的职。长大后在复旦工作,被人戏说为搞最正经的学问,又搞最不正经的学问。好在做人还正经,尽管姓黄,却未曾戴着有色眼镜来读《金瓶梅》;倒是想:长期被人看作“不正经”的《金瓶梅》,何时能使普天下都承认它名副其实地姓“金”,而不是姓“黄”。故从1979年起,在做“正经”学问之余,为《金瓶梅》作考证,写论文,做校注,编辞典,搞翻译,也不问在别人眼里这做的算不算“学问”,是“正经”还是“不正经”,自己只觉得堂堂正正,搞的是正儿八经的“金学”。书的封面上标明:品味“第一奇书”;感受“金学”奥秘。时间有限,今天黄老师只能选取一个角度,来给我们讲《金瓶梅》中女性人物的不同命运,大家欢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现代文学馆邀请我来作这次讲座,非常高兴。十分感谢各位在这样的大热天中从很远的地方来听讲。
今天,我要讲的是关于《金瓶梅》中女性的不同命运,主要是联系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程度,以及她们在与社会与自然的冲突中,如何走完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金瓶梅》这部小说的名字叫金、瓶、梅,是用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个女人的名字拚起来的,女性作为通俗长篇小说的主角,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女性问题的重视,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它不仅一般地写了几个女性,而是写出了在晚明社会中,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而这种觉醒,将与社会发生冲突,为社会所不容,最后多数是走向悲剧。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王学左派的兴起,“尊情论”的高扬,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群体长期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往往被嘲笑为“假道学”,代之而起的是鼓吹真情的直率表露、个人利益的大胆追求,在整个社会与文学领域内涌动着一股张扬个性、肯定人欲的思潮,这无疑促进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动。
在封建社会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特别艰难。千百年来,她们长期处于一种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的教条更为沉重地窒息着主体意识的独立。明代中期以来,随时着手工业的发达,妇女参加工作的机会增加,经济上的独立也有利于人格上的独立。同时,受教育的女性也逐渐增多。这在整个人性思潮的涌动中,都有力地推动着女性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发。她们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不完全把自己看作是丈夫的附庸,开始自觉地选择自己的命运,积极地追求美好的未来,为此不惜与社会传统观念决裂,以致被社会所不容,背上了不好的名声或遭致悲惨的下场。
作家写这些女性的主体意识萌动,主要是通过写她们的情欲来实现的。情欲,无疑是在古代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最活跃的催化剂。这是因为当时女性生活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爱情、婚姻与家庭就是她们人生的主要内容。当她们的情与欲同客观世界产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她们违背社会群体的规范、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晚明作家所表现的女性主体意识有所觉醒的主题,也往往集中地反映在所谓情与理,或者是人欲与天理的冲突中。
一、潘金莲:有所觉醒后的悲剧
我们首先来看潘金莲。潘金莲可以说是古今文学史上最出名的“淫妇”。有人说她是“古今第一淫妇”。
所谓“淫妇”,这里是指婚后的女性违背了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不忠于自己的丈夫或性行为过度。在潘金莲身上的具体表现,主要是:一、偷情;二、“霸拦汉子”。
潘金莲的偷情可分三个阶段来看:一是当武大老婆时;二是当西门庆老婆时;三是被赶出西门家门待嫁陈经济时。
一,在当武大老婆时,除了一度与张大户继续来往外,主要写了她追求武松和与西门庆的关系。
偷情的主要原由:她当上武大的老婆后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主要是意识到自己的“风流伶俐”与丈夫的猥琐无能不攀配:“他乌鸦怎配鸾凰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于是只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她不想忍受客观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个体微弱而懵懂的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晴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
她第一个看中的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二郎,禁不住心里寻思:“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于是她自觉、主动地邀请武二搬来家住,献尽殷勤,百般挑逗,乃至“酥胸微露,云鬟半軃”,“要同云雨会风流”。但想不到这位意中人,认同的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想“败坏风俗”“伤人伦”(以上第一回),回答她的是一顿无情的抢白。
第二个是得手的西门庆。她勾搭西门庆的三部曲:
1、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
2、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于是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马上意识到“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第二回)
3、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第四回)。
她爱西门什么?除了外表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之外,主要还是西门的性格。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恶”。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黄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请来的主讲人是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会长黄霖先生。他是我现在复旦大学作博士后课题的导师组成员,所以,我是一定得管他叫老师的。黄老师非常忙,很多地方请他去讲都没时间。所以,这次大家是跟我一起沾了老师的便宜。先让我们对黄老师表示欢迎和感谢。
2005年,中华书局出了黄老师的这本《说金瓶梅》,书的内勒口有黄老师的夫子自道,我来念一下,让我们先对黄老师有个大概的了解:黄霖,1942年生。十一岁上县城嘉定进初中住校,常蒙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看《水浒》等书,被老师斥为读“黄色小说”而革掉了“大队长”的职。长大后在复旦工作,被人戏说为搞最正经的学问,又搞最不正经的学问。好在做人还正经,尽管姓黄,却未曾戴着有色眼镜来读《金瓶梅》;倒是想:长期被人看作“不正经”的《金瓶梅》,何时能使普天下都承认它名副其实地姓“金”,而不是姓“黄”。故从1979年起,在做“正经”学问之余,为《金瓶梅》作考证,写论文,做校注,编辞典,搞翻译,也不问在别人眼里这做的算不算“学问”,是“正经”还是“不正经”,自己只觉得堂堂正正,搞的是正儿八经的“金学”。书的封面上标明:品味“第一奇书”;感受“金学”奥秘。时间有限,今天黄老师只能选取一个角度,来给我们讲《金瓶梅》中女性人物的不同命运,大家欢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现代文学馆邀请我来作这次讲座,非常高兴。十分感谢各位在这样的大热天中从很远的地方来听讲。
今天,我要讲的是关于《金瓶梅》中女性的不同命运,主要是联系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程度,以及她们在与社会与自然的冲突中,如何走完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金瓶梅》这部小说的名字叫金、瓶、梅,是用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个女人的名字拚起来的,女性作为通俗长篇小说的主角,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女性问题的重视,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它不仅一般地写了几个女性,而是写出了在晚明社会中,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而这种觉醒,将与社会发生冲突,为社会所不容,最后多数是走向悲剧。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王学左派的兴起,“尊情论”的高扬,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群体长期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往往被嘲笑为“假道学”,代之而起的是鼓吹真情的直率表露、个人利益的大胆追求,在整个社会与文学领域内涌动着一股张扬个性、肯定人欲的思潮,这无疑促进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动。
在封建社会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特别艰难。千百年来,她们长期处于一种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的教条更为沉重地窒息着主体意识的独立。明代中期以来,随时着手工业的发达,妇女参加工作的机会增加,经济上的独立也有利于人格上的独立。同时,受教育的女性也逐渐增多。这在整个人性思潮的涌动中,都有力地推动着女性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发。她们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不完全把自己看作是丈夫的附庸,开始自觉地选择自己的命运,积极地追求美好的未来,为此不惜与社会传统观念决裂,以致被社会所不容,背上了不好的名声或遭致悲惨的下场。
作家写这些女性的主体意识萌动,主要是通过写她们的情欲来实现的。情欲,无疑是在古代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最活跃的催化剂。这是因为当时女性生活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爱情、婚姻与家庭就是她们人生的主要内容。当她们的情与欲同客观世界产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她们违背社会群体的规范、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晚明作家所表现的女性主体意识有所觉醒的主题,也往往集中地反映在所谓情与理,或者是人欲与天理的冲突中。
一、潘金莲:有所觉醒后的悲剧
我们首先来看潘金莲。潘金莲可以说是古今文学史上最出名的“淫妇”。有人说她是“古今第一淫妇”。
所谓“淫妇”,这里是指婚后的女性违背了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不忠于自己的丈夫或性行为过度。在潘金莲身上的具体表现,主要是:一、偷情;二、“霸拦汉子”。
潘金莲的偷情可分三个阶段来看:一是当武大老婆时;二是当西门庆老婆时;三是被赶出西门家门待嫁陈经济时。
一,在当武大老婆时,除了一度与张大户继续来往外,主要写了她追求武松和与西门庆的关系。
偷情的主要原由:她当上武大的老婆后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主要是意识到自己的“风流伶俐”与丈夫的猥琐无能不攀配:“他乌鸦怎配鸾凰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于是只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她不想忍受客观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个体微弱而懵懂的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晴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
她第一个看中的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二郎,禁不住心里寻思:“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于是她自觉、主动地邀请武二搬来家住,献尽殷勤,百般挑逗,乃至“酥胸微露,云鬟半軃”,“要同云雨会风流”。但想不到这位意中人,认同的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想“败坏风俗”“伤人伦”(以上第一回),回答她的是一顿无情的抢白。
第二个是得手的西门庆。她勾搭西门庆的三部曲:
1、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
2、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于是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马上意识到“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第二回)
3、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第四回)。
她爱西门什么?除了外表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之外,主要还是西门的性格。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