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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人性深处的世情小说(2)
不过，如果说潘金莲的淫荡是她被恶的社会压迫的一种反照，可她同样在压迫着其他的女性，像对宋惠莲、对李瓶儿，是那么的阴毒、残酷。若拿《红楼梦》做个不是是否合适的比对，我觉得，《金瓶梅》显得似乎一切都在一个“性”字，一切因“性”而起；而《红楼梦》则似乎一切都在一个“情”字，一切因“情”而生。“情”与“性”两相对比，在揭示人性隐秘的痼疾上，倒好像《金瓶梅》的笔墨更犀利甚至恣肆，将人性、人情、人欲剥得体无完肤，真是一点儿面子都不给。这也确是《金瓶梅》的写实风格，即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罪恶与悲惨的人生。拿潘金莲来说，她情欲膨胀，人性扭曲，似乎只有在情欲里才有自我的存在。所以，她只要享受无边无际的情欲，任情欲之火烧死两任老公，任情欲之火烧死自己，最后死在梦中情人武松的尖刀之下。
女性在中国小说中形象塑造的发展变迁，又何尝不是从古至今女性生命轨迹的一种记录，也是一种文学的历史真实。当我们从史书中无从找寻更多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命运记录的时候，小说就成了透视女性在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貌相的最好折射。这会让我们思考很多，以女性的生命价值为例，是否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就是女性最好的定位呢？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依然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仍然是男性的生育机器和泄欲工具。相反，在一些发达的大城市，又有一些现代的知识女性，觉醒了主题意识，个性张扬，敢爱敢欲，甚至有的把男人当成玩物，成为“西门”一族中的女杰。同时，也还有些现代女性又在重复着《金瓶梅》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所以，才会有潘金莲式的以恶抗恶。当自家男人出轨了，为了报复，就找别的男人偷情，自我堕落，甚至自我毁灭。女性要活得自尊自重自爱，仅仅以色立身终不能长久。单从男女感情来看，女性最怕的莫过于当她全身心地为男人付出一切以后，男人成了负心汉。我愿在此祝愿天下女性享受天赋的生命权利，活出女性的姿彩！
三
戏剧家孟超在《金瓶梅人物》一书中说：“一部《金瓶梅》所写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在各种情事底下反映出的卑鄙无耻、荒淫悖乱，一切都是为了衬托西门庆而设的。”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曾读过《金瓶梅》原著，但对西门庆是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淫棍、恶霸、官商，几乎没有任何异议。甚至“西门庆”这三个字，几乎成了“纵欲淫乱”的代名词。其实，这同时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即我们常常对并不十分真正了解的人与事，早已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和结论。换言之，我们很少思考《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会塑造西门庆这样一个人物？作为文学形象，西门庆塑造得是否成功？塑造这样一个形象又有什么意义？
显而易见，《金瓶梅》是西门庆的人物传，周先慎《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清晰地梳理出西门庆的生命轨迹：西门庆出身算不上高贵，土财主出身，老爸是个开药铺的。小时侯不好好读书，缺乏教养。长大了，结交一群狐朋狗党，打通官宦，亦官亦商，搜索民财。背后有了坚如磐石的政治靠山，便得以独霸一方，妻妾成群，玩娼嫖妓，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为霸占潘金莲，毒死武大；为奸骗自己铁哥们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后又指使无赖将李瓶儿的招赘医生蒋竹山打死。西门庆以性事为乐，终致脱阳而死。他死后，又有妻妾争风吃醋，偷情藏奸，直到金兵南下，西门家族彻底败亡。
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说过这样一句话：“《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生存着。”即便把这句话拿到21世纪的今天，也还是有它的现实性。在《金瓶梅》书中，与西门庆有染的女人，包括妻妾姘头妓女丫鬟有20多个，他的衣钵传人、女婿陈经济，本事虽不及岳父大人，却也包着六七位“二奶”。但这爷俩与当代西门庆，被揭露出来的贪官张二江一比，却都是小巫见大巫，梁山有108位绿林好汉，而孙二江“睡”过的女人达108名。西门庆的事业不仅后继有人，而且层楼更上。
再说西门庆，有多条人命在手，竟靠着给蔡太师送礼行贿，不仅能逍遥法外，还能官运亨通，当上执掌刑狱的理刑官。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官场，怎样的一个社会！从现实感来看，有一次，西门庆隆重接待已做了两淮巡盐御史的蔡蕴，并馈赠大礼。拿了好处的蔡御史豪爽地说：“有甚事，只管吩咐，学生无不领命。”我马上联想到一些被揭露出来的贪官，他们的发家、罪恶与衰亡，与西门庆是何其相似！这样的事，在现实中也还远没有绝迹。至少在反腐题材的影视剧里比比皆是。因而，《金瓶梅》作者那首聊发感慨的诗，也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
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
像西门庆一样“贪财、好色、玩权”的官不还大有人在吗？若把“西门庆”的名字，换成今天的某某、某某某，也往往都能对上景。为了钱，他们可以出卖一切，哪还管什么天理公道。鲁迅把《金瓶梅》称为“世情小说”，《金瓶梅》的作者无疑是在以“世情”警世。官场中的“西门庆们”不妨以《金瓶梅》为戒。
当然，另一方面，历史地看，在晚明社会市场经济初现端倪的体制下，像西门庆这样的恶霸、官商，才能如鱼得水。换言之，要想铲除现代西门庆们，就要彻底铲除其赖以生存的温床空间。党中央近年来一再强调反腐败，并不断加大反腐力度，还始终强调，只要是贪官，无论是谁，无论他有怎样的背景，都一律严查到底，法不容情。总之，由西门庆这个典型形象带来的现实思考还有许多。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由前不久看到的一则幽默笑话，想到了现代“西门庆”和现代“李瓶儿”的变异。在《金瓶梅》书里，西门庆娶妇是很有眼力的，李瓶儿是个大款富婆，他给弄到手，属于“奸巧”得利，“谋财娶妇”。这则笑话是：
一个50岁的富婆，答应跟一个比她小20岁的男人结婚。婚后，她跟自己的闺中密友炫耀说：“他答应娶我，是因为我骗了他20岁。”女友疑惑地问：“难道你跟他说你30岁？”富婆说：“我跟他说，我70岁。”
这个笑话透露点儿什么？现代西门庆贪财重于好色。然而，现代李瓶儿已经今非昔比，那位富婆已经是要在保财的同时重男色了！
四
2005年，中华书局出了黄霖（那时我还不认识黄老师，这次能请黄老师做客文学馆，是我这个学生沾了老师的光。）的《说金瓶梅》，书的内勒口有他的夫子自道：
黄霖，1942年生。十一岁上县城嘉定进初中住校，常蒙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看《水浒》等书，被老师斥为读“黄色小说”而革掉了“大队长”的职。长大后在复旦工作，被人戏说为搞最正经的学问，又搞最不正经的学问。好在做人还正经，尽管姓黄，却未曾戴着有色眼镜来读《金瓶梅》；倒是想：长期被人看作“不正经”的《金瓶梅》，何时能使普天下都承认它名副其实地姓“金”，而不是姓“黄”。故从1979年起，在做“正经”学问之余，为《金瓶梅》作考证，写论文，做校注，编辞典，搞翻译，也不问在别人眼里这做的算不算“学问”，是“正经”还是“不正经”，自己只觉得堂堂正正，搞的是正儿八经的“金学”。
不过，如果说潘金莲的淫荡是她被恶的社会压迫的一种反照，可她同样在压迫着其他的女性，像对宋惠莲、对李瓶儿，是那么的阴毒、残酷。若拿《红楼梦》做个不是是否合适的比对，我觉得，《金瓶梅》显得似乎一切都在一个“性”字，一切因“性”而起；而《红楼梦》则似乎一切都在一个“情”字，一切因“情”而生。“情”与“性”两相对比，在揭示人性隐秘的痼疾上，倒好像《金瓶梅》的笔墨更犀利甚至恣肆，将人性、人情、人欲剥得体无完肤，真是一点儿面子都不给。这也确是《金瓶梅》的写实风格，即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罪恶与悲惨的人生。拿潘金莲来说，她情欲膨胀，人性扭曲，似乎只有在情欲里才有自我的存在。所以，她只要享受无边无际的情欲，任情欲之火烧死两任老公，任情欲之火烧死自己，最后死在梦中情人武松的尖刀之下。
女性在中国小说中形象塑造的发展变迁，又何尝不是从古至今女性生命轨迹的一种记录，也是一种文学的历史真实。当我们从史书中无从找寻更多对女性生存状态和命运记录的时候，小说就成了透视女性在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貌相的最好折射。这会让我们思考很多，以女性的生命价值为例，是否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就是女性最好的定位呢？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依然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仍然是男性的生育机器和泄欲工具。相反，在一些发达的大城市，又有一些现代的知识女性，觉醒了主题意识，个性张扬，敢爱敢欲，甚至有的把男人当成玩物，成为“西门”一族中的女杰。同时，也还有些现代女性又在重复着《金瓶梅》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所以，才会有潘金莲式的以恶抗恶。当自家男人出轨了，为了报复，就找别的男人偷情，自我堕落，甚至自我毁灭。女性要活得自尊自重自爱，仅仅以色立身终不能长久。单从男女感情来看，女性最怕的莫过于当她全身心地为男人付出一切以后，男人成了负心汉。我愿在此祝愿天下女性享受天赋的生命权利，活出女性的姿彩！
三
戏剧家孟超在《金瓶梅人物》一书中说：“一部《金瓶梅》所写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在各种情事底下反映出的卑鄙无耻、荒淫悖乱，一切都是为了衬托西门庆而设的。”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曾读过《金瓶梅》原著，但对西门庆是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淫棍、恶霸、官商，几乎没有任何异议。甚至“西门庆”这三个字，几乎成了“纵欲淫乱”的代名词。其实，这同时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即我们常常对并不十分真正了解的人与事，早已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和结论。换言之，我们很少思考《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会塑造西门庆这样一个人物？作为文学形象，西门庆塑造得是否成功？塑造这样一个形象又有什么意义？
显而易见，《金瓶梅》是西门庆的人物传，周先慎《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清晰地梳理出西门庆的生命轨迹：西门庆出身算不上高贵，土财主出身，老爸是个开药铺的。小时侯不好好读书，缺乏教养。长大了，结交一群狐朋狗党，打通官宦，亦官亦商，搜索民财。背后有了坚如磐石的政治靠山，便得以独霸一方，妻妾成群，玩娼嫖妓，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为霸占潘金莲，毒死武大；为奸骗自己铁哥们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后又指使无赖将李瓶儿的招赘医生蒋竹山打死。西门庆以性事为乐，终致脱阳而死。他死后，又有妻妾争风吃醋，偷情藏奸，直到金兵南下，西门家族彻底败亡。
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说过这样一句话：“《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生存着。”即便把这句话拿到21世纪的今天，也还是有它的现实性。在《金瓶梅》书中，与西门庆有染的女人，包括妻妾姘头妓女丫鬟有20多个，他的衣钵传人、女婿陈经济，本事虽不及岳父大人，却也包着六七位“二奶”。但这爷俩与当代西门庆，被揭露出来的贪官张二江一比，却都是小巫见大巫，梁山有108位绿林好汉，而孙二江“睡”过的女人达108名。西门庆的事业不仅后继有人，而且层楼更上。
再说西门庆，有多条人命在手，竟靠着给蔡太师送礼行贿，不仅能逍遥法外，还能官运亨通，当上执掌刑狱的理刑官。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官场，怎样的一个社会！从现实感来看，有一次，西门庆隆重接待已做了两淮巡盐御史的蔡蕴，并馈赠大礼。拿了好处的蔡御史豪爽地说：“有甚事，只管吩咐，学生无不领命。”我马上联想到一些被揭露出来的贪官，他们的发家、罪恶与衰亡，与西门庆是何其相似！这样的事，在现实中也还远没有绝迹。至少在反腐题材的影视剧里比比皆是。因而，《金瓶梅》作者那首聊发感慨的诗，也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
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
像西门庆一样“贪财、好色、玩权”的官不还大有人在吗？若把“西门庆”的名字，换成今天的某某、某某某，也往往都能对上景。为了钱，他们可以出卖一切，哪还管什么天理公道。鲁迅把《金瓶梅》称为“世情小说”，《金瓶梅》的作者无疑是在以“世情”警世。官场中的“西门庆们”不妨以《金瓶梅》为戒。
当然，另一方面，历史地看，在晚明社会市场经济初现端倪的体制下，像西门庆这样的恶霸、官商，才能如鱼得水。换言之，要想铲除现代西门庆们，就要彻底铲除其赖以生存的温床空间。党中央近年来一再强调反腐败，并不断加大反腐力度，还始终强调，只要是贪官，无论是谁，无论他有怎样的背景，都一律严查到底，法不容情。总之，由西门庆这个典型形象带来的现实思考还有许多。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由前不久看到的一则幽默笑话，想到了现代“西门庆”和现代“李瓶儿”的变异。在《金瓶梅》书里，西门庆娶妇是很有眼力的，李瓶儿是个大款富婆，他给弄到手，属于“奸巧”得利，“谋财娶妇”。这则笑话是：
一个50岁的富婆，答应跟一个比她小20岁的男人结婚。婚后，她跟自己的闺中密友炫耀说：“他答应娶我，是因为我骗了他20岁。”女友疑惑地问：“难道你跟他说你30岁？”富婆说：“我跟他说，我70岁。”
这个笑话透露点儿什么？现代西门庆贪财重于好色。然而，现代李瓶儿已经今非昔比，那位富婆已经是要在保财的同时重男色了！
四
2005年，中华书局出了黄霖（那时我还不认识黄老师，这次能请黄老师做客文学馆，是我这个学生沾了老师的光。）的《说金瓶梅》，书的内勒口有他的夫子自道：
黄霖，1942年生。十一岁上县城嘉定进初中住校，常蒙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看《水浒》等书，被老师斥为读“黄色小说”而革掉了“大队长”的职。长大后在复旦工作，被人戏说为搞最正经的学问，又搞最不正经的学问。好在做人还正经，尽管姓黄，却未曾戴着有色眼镜来读《金瓶梅》；倒是想：长期被人看作“不正经”的《金瓶梅》，何时能使普天下都承认它名副其实地姓“金”，而不是姓“黄”。故从1979年起，在做“正经”学问之余，为《金瓶梅》作考证，写论文，做校注，编辞典，搞翻译，也不问在别人眼里这做的算不算“学问”，是“正经”还是“不正经”，自己只觉得堂堂正正，搞的是正儿八经的“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