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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潘金莲(2)
到四十年代末期的时候，评剧的白玉霜又根据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也演过，听说还有一些影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是60年还是61年，我没有查资料，反正就那个时候，北京人艺演过一次。当时欧阳予倩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把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排出来演了一下，只演了一两场。可是刚刚一演，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一下子如临大敌，不得了，欧阳这简直是给潘金莲翻案。当时批判之风正盛，马上有很多人要动干戈。这个事也是周恩来的意思，他也认为这样的潘金莲不行，但他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没有大张旗鼓的批判，只是在内部有批判。这给欧阳予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他二十年代的作品，和共产党的年龄差不了多少，是他的少作——少年之作。三四十年后，北京人艺把它排出来演了一两场，而那时正是反右以后，就是我们说的“三面红旗”以后，政治压力很大。我听吴祖光先生介绍，说欧阳予倩吓坏了，吓得不行。虽然没有公开批判，可是惊动了上面，一直到周恩来，欧阳他吓坏了。
那个时候的《潘金莲》还是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有很大影响，都遇到这么大的压力，以后就停演了，实际是禁演，欧阳予倩肯定还写了检查，可以想象，要给潘金莲说话是何等之难！
但是，时代不同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是1985年，我的《潘金莲》是在1985年快速写出来的，但酝酿比较久。1985年在自贡上演，86年初在成都上演，然后到南京、上海、北京连续演开了，全国大概有二三十个剧种的几百个剧团移植演出这个戏，后来香港演，台湾演，美国也出版剧本，那个时候形成了“潘金莲旋风”。
八十年代中期产生这个戏，有这个戏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当时刚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浪潮蓬勃发展，虽然也有左的势力、僵化的思想、极左的体制，有阻力，但是思想解放在民主潮流大的促进之下，极左势力和僵化思想是节节败退，民主思想、民主潮流那是势如破竹，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当时在小说方面出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剪不断的红丝线》，这都接触到当代中国女性的婚姻爱情命运问题。话剧方面有个戏，是我的朋友刘树纲写的，叫做《十五桩离婚案件的分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已经面临讨论敏感区域，就是当代中国妇女的婚姻爱情问题了，从《爱情遗忘的角落》到《剪不断的红丝线》，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争议。但是那个争议不是很大，只是在文学圈和文学的爱好者中间，还不像我这个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演了一部英国的电视连续剧，叫《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从小就看这部文学名著，这次又是名演员演的。可是《安娜•卡列尼娜》电视连续剧演出以后，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不同的。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是有压力的，一个是社会上来的，一个是从上面来的，公然说《安娜•卡列尼娜》是毒草，这个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安娜•卡列尼娜是荡妇，演这个东西在中国要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引起家庭震动。说安娜•卡列尼娜是婚外恋，而她的丈夫卡列宁是一个很合乎我们社会主义品德的公务员、公仆。那么好的丈夫，你干么要离开他呢。当时这个争议很多了，一个是来自社会的反映，一个来自上面的，但是央视还是顶住压力放下去了。可见，像俄罗斯托尔斯泰的文学名著，在当时我们的条件下都还有人反对，不符合中国国情。当时是思想的交锋，民主思想民主潮流方兴未艾，而极左思想极左势力包括极左体制不甘退下历史舞台，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的《潘金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最好的，那时的中国人尤其中国青年人是朝气蓬勃向上的、爱国、爱民主，追求德先生赛先生，跟如今我们这一代有区别。现在这一代青少年，从我个人感觉，是有一些失望的。不及我说的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些青少年。那个时候不但是文学的希望时期，也是社会上各种事物的兴旺时期，没那么多治安问题，也没那么多腐败问题，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我现在很留恋，甚至于一回忆起那个时代，我就感觉浑身是劲，因此，《潘金莲》只可能在那个时代产生出来。
我当时是怎么个状况呢？刚才傅先生也说了，实际上《潘金莲》不是我的成名作，而是我探索的代表作。当时我已经是所谓“连中三元”了，我是七十年代末期成名的，我的三个戏，一个叫《易胆大》、一个叫《四姑娘——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个叫《巴山秀才》。这三个戏已经是连续的获奖，获得了主流文化的奖励。在首届全国优秀剧本评选当中，我一个人拿双奖，一个《易胆大》，一个《四姑娘》，都说我是男女双打冠军，《易胆大》是男主角，《四姑娘》是女的主角。我一个人拿双奖，是从来没有的事，当时全国的短篇小说评选啊诗歌评选都没有一人获双奖的，以前没有，我以后也没有，包括现在的百花奖、金鸡奖没有这回事，没有一个人拿两个的，只有我一个拿了两个，破例拿的。
我的《巴山秀才》出来以后，连续又拿了第三个，叫做“连中三元”。之后，一直获得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共同承认。按照我当时的情况，应该按照那个路子走下去。但是我不满足，这中间我就开始探索，插了一个《岁岁重阳》，取材于《爱情遗忘的角落》。接着推出了《潘金莲》。在这么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时代在呼唤中国的戏剧舞台应该出现反思妇女婚姻命运的爆炸性题材，这是时代的需要。所以我重新审视千古淫妇潘金莲的新戏就应运而生，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我这个《潘金莲》跟前几个《潘金莲》不一样，我曾经打了一个比喻，施耐庵他是俯拍，他是仇视淫妇之恶，把女人看得很小，是小人、庸人、贱人、坏人；而欧阳予倩全是仰拍，仰着拍，是抬高叛逆女性的高大。而我的《潘金莲》是在俯仰之间，也就是说，把这个女人置身于大男子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看她本人的性格发展，该同情的时候我同情，该赞美的时候我赞美，该惋惜的时候我就惋惜，该谴责的时候我也谴责，所以说我这个是在俯仰之间，这就是我这个《潘金莲》跟另外两个《潘金莲》之间的不同，我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
我这个《潘金莲》是两条线索，不是单一的一条线索，是一条主线一个条副线。主线是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故事，自然就把主线分成了四个单元。四个男人就是张大户、武大郎、武松、西门庆，以潘金莲为中心，形成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这样四个单元。但是，如果光是这条线，这个戏没有那么大的轰动，没有这么特殊的成就。我设计了一条重要的副线，这条副线戏外也有一个不幸婚姻史的女人，也可以说是现代的潘金莲，现在大家可能不熟悉了。当时李国文有篇小说叫《花园街五号》，那是很有名的，也拍过电影的。《花园街五号》里边有个女记者，她有个不幸的婚姻。为什么呢？是因为包办给高干结为门当户对的婚姻，她的丈夫在文革中是个红卫兵迷，文革以后，还沉浸在文革时代，是个神经病，从狂热的红卫兵成为一个疯子。但她不敢离婚，因为对方是高干，她的家庭也有高干背景，不敢离婚。 实际上她就有潘金莲式的苦闷。这个人叫莎莎，是李国文写的，我就借用了这个人。借用了这个形象，当时大家对这个形象很熟悉。她是戏外人的核心，由她来串，由莎莎来串。先后把施耐庵、贾宝玉、武则天、红娘、安娜•卡列尼娜、现代女法官、女律师，以至于现代黑社会的头，把这些古今中外的人物都串了起来，成为一条副线。副线和主线很自然的随着剧情的发展交织起来，让剧外人给剧中人比较命运、交流感情、评说和争议是非，不仅是评，还要插进去，要跟剧中人对话，要跟剧中人行动连在一起，最重要是让他们比较命运，而这种比较，尤其这种评说恰好代表了下面看戏的观众的各种观点，所以实际是把观众看戏时候的感觉和提出来的问题和看法由台上的另一条线索说出来。当然现在我们看这种形式可能已经不新鲜，可是我请大家注意，那个时候是1985年，中国大陆还没有这种戏曲，那个时候是破天荒的。
到四十年代末期的时候，评剧的白玉霜又根据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也演过，听说还有一些影响。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是60年还是61年，我没有查资料，反正就那个时候，北京人艺演过一次。当时欧阳予倩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把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排出来演了一下，只演了一两场。可是刚刚一演，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一下子如临大敌，不得了，欧阳这简直是给潘金莲翻案。当时批判之风正盛，马上有很多人要动干戈。这个事也是周恩来的意思，他也认为这样的潘金莲不行，但他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没有大张旗鼓的批判，只是在内部有批判。这给欧阳予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他二十年代的作品，和共产党的年龄差不了多少，是他的少作——少年之作。三四十年后，北京人艺把它排出来演了一两场，而那时正是反右以后，就是我们说的“三面红旗”以后，政治压力很大。我听吴祖光先生介绍，说欧阳予倩吓坏了，吓得不行。虽然没有公开批判，可是惊动了上面，一直到周恩来，欧阳他吓坏了。
那个时候的《潘金莲》还是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有很大影响，都遇到这么大的压力，以后就停演了，实际是禁演，欧阳予倩肯定还写了检查，可以想象，要给潘金莲说话是何等之难！
但是，时代不同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是1985年，我的《潘金莲》是在1985年快速写出来的，但酝酿比较久。1985年在自贡上演，86年初在成都上演，然后到南京、上海、北京连续演开了，全国大概有二三十个剧种的几百个剧团移植演出这个戏，后来香港演，台湾演，美国也出版剧本，那个时候形成了“潘金莲旋风”。
八十年代中期产生这个戏，有这个戏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当时刚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浪潮蓬勃发展，虽然也有左的势力、僵化的思想、极左的体制，有阻力，但是思想解放在民主潮流大的促进之下，极左势力和僵化思想是节节败退，民主思想、民主潮流那是势如破竹，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当时在小说方面出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剪不断的红丝线》，这都接触到当代中国女性的婚姻爱情命运问题。话剧方面有个戏，是我的朋友刘树纲写的，叫做《十五桩离婚案件的分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已经面临讨论敏感区域，就是当代中国妇女的婚姻爱情问题了，从《爱情遗忘的角落》到《剪不断的红丝线》，到《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争议。但是那个争议不是很大，只是在文学圈和文学的爱好者中间，还不像我这个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演了一部英国的电视连续剧，叫《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从小就看这部文学名著，这次又是名演员演的。可是《安娜•卡列尼娜》电视连续剧演出以后，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不同的。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是有压力的，一个是社会上来的，一个是从上面来的，公然说《安娜•卡列尼娜》是毒草，这个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安娜•卡列尼娜是荡妇，演这个东西在中国要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引起家庭震动。说安娜•卡列尼娜是婚外恋，而她的丈夫卡列宁是一个很合乎我们社会主义品德的公务员、公仆。那么好的丈夫，你干么要离开他呢。当时这个争议很多了，一个是来自社会的反映，一个来自上面的，但是央视还是顶住压力放下去了。可见，像俄罗斯托尔斯泰的文学名著，在当时我们的条件下都还有人反对，不符合中国国情。当时是思想的交锋，民主思想民主潮流方兴未艾，而极左思想极左势力包括极左体制不甘退下历史舞台，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的《潘金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最好的，那时的中国人尤其中国青年人是朝气蓬勃向上的、爱国、爱民主，追求德先生赛先生，跟如今我们这一代有区别。现在这一代青少年，从我个人感觉，是有一些失望的。不及我说的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些青少年。那个时候不但是文学的希望时期，也是社会上各种事物的兴旺时期，没那么多治安问题，也没那么多腐败问题，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我现在很留恋，甚至于一回忆起那个时代，我就感觉浑身是劲，因此，《潘金莲》只可能在那个时代产生出来。
我当时是怎么个状况呢？刚才傅先生也说了，实际上《潘金莲》不是我的成名作，而是我探索的代表作。当时我已经是所谓“连中三元”了，我是七十年代末期成名的，我的三个戏，一个叫《易胆大》、一个叫《四姑娘——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个叫《巴山秀才》。这三个戏已经是连续的获奖，获得了主流文化的奖励。在首届全国优秀剧本评选当中，我一个人拿双奖，一个《易胆大》，一个《四姑娘》，都说我是男女双打冠军，《易胆大》是男主角，《四姑娘》是女的主角。我一个人拿双奖，是从来没有的事，当时全国的短篇小说评选啊诗歌评选都没有一人获双奖的，以前没有，我以后也没有，包括现在的百花奖、金鸡奖没有这回事，没有一个人拿两个的，只有我一个拿了两个，破例拿的。
我的《巴山秀才》出来以后，连续又拿了第三个，叫做“连中三元”。之后，一直获得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共同承认。按照我当时的情况，应该按照那个路子走下去。但是我不满足，这中间我就开始探索，插了一个《岁岁重阳》，取材于《爱情遗忘的角落》。接着推出了《潘金莲》。在这么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时代在呼唤中国的戏剧舞台应该出现反思妇女婚姻命运的爆炸性题材，这是时代的需要。所以我重新审视千古淫妇潘金莲的新戏就应运而生，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我这个《潘金莲》跟前几个《潘金莲》不一样，我曾经打了一个比喻，施耐庵他是俯拍，他是仇视淫妇之恶，把女人看得很小，是小人、庸人、贱人、坏人；而欧阳予倩全是仰拍，仰着拍，是抬高叛逆女性的高大。而我的《潘金莲》是在俯仰之间，也就是说，把这个女人置身于大男子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看她本人的性格发展，该同情的时候我同情，该赞美的时候我赞美，该惋惜的时候我就惋惜，该谴责的时候我也谴责，所以说我这个是在俯仰之间，这就是我这个《潘金莲》跟另外两个《潘金莲》之间的不同，我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
我这个《潘金莲》是两条线索，不是单一的一条线索，是一条主线一个条副线。主线是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故事，自然就把主线分成了四个单元。四个男人就是张大户、武大郎、武松、西门庆，以潘金莲为中心，形成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这样四个单元。但是，如果光是这条线，这个戏没有那么大的轰动，没有这么特殊的成就。我设计了一条重要的副线，这条副线戏外也有一个不幸婚姻史的女人，也可以说是现代的潘金莲，现在大家可能不熟悉了。当时李国文有篇小说叫《花园街五号》，那是很有名的，也拍过电影的。《花园街五号》里边有个女记者，她有个不幸的婚姻。为什么呢？是因为包办给高干结为门当户对的婚姻，她的丈夫在文革中是个红卫兵迷，文革以后，还沉浸在文革时代，是个神经病，从狂热的红卫兵成为一个疯子。但她不敢离婚，因为对方是高干，她的家庭也有高干背景，不敢离婚。 实际上她就有潘金莲式的苦闷。这个人叫莎莎，是李国文写的，我就借用了这个人。借用了这个形象，当时大家对这个形象很熟悉。她是戏外人的核心，由她来串，由莎莎来串。先后把施耐庵、贾宝玉、武则天、红娘、安娜•卡列尼娜、现代女法官、女律师，以至于现代黑社会的头，把这些古今中外的人物都串了起来，成为一条副线。副线和主线很自然的随着剧情的发展交织起来，让剧外人给剧中人比较命运、交流感情、评说和争议是非，不仅是评，还要插进去，要跟剧中人对话，要跟剧中人行动连在一起，最重要是让他们比较命运，而这种比较，尤其这种评说恰好代表了下面看戏的观众的各种观点，所以实际是把观众看戏时候的感觉和提出来的问题和看法由台上的另一条线索说出来。当然现在我们看这种形式可能已经不新鲜，可是我请大家注意，那个时候是1985年，中国大陆还没有这种戏曲，那个时候是破天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