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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人性深处的世情小说(4)
因此，我想，在读《金瓶梅》的时候，眼界得高，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就食色来说，老祖宗早就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管是已经进入成年的，还是已经进入“动物发情期”的青春男女，人生一世，无情无色，可乎？有情、有色的爱情，或者说有情、有色的情与爱，或许才能称得上是完满的人生。在现实生活中，谈情说爱，无情无色，多无趣无味。
然而，滥情、滥性、滥色、滥欲，则有百害而无一利，那样的结果离死就不远了。因为纵欲与死亡，只一步之遥。情色的主题与生命的、生活的主题总是相伴的。任何人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细节，都离不开情与色。它是丰富生活内容、激活生命情绪必不可少的两点。没有它们，人的一辈子无性无欲，活得都跟太监似的，那这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人的正常生命欲望，应是在他正常的生命轨迹中正常地体现出来，这才合乎正常的人性。一旦超出那个度，就要受到惩戒。
读《金瓶梅》，不应仅仅着眼于它那两万多字的性描写，而应想一想怎样去梳理思路，在理性的解剖中，以科学的、历史的眼光去认识作者的创作缘由。他为什么要这么写？提供给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警戒我们什么？作为一个读者，这样也才是成熟和理性的。倘能如此，不会因为看了《金瓶梅》而有不正常的，或者逾越法律界限的行为，社会或许也可又多了一点“和谐”，说不定这同时又还是《金瓶梅》的贡献呢！
六
在听侯会把《金瓶梅》讲成晚明社会的一部“食货志”之前，从未想过小说中的货币描写，会透露出货币在晚明时期人们商品生活中的作用。西门庆的发家史显露他是怎样的一个商人，而“食货”与人性又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
侯会曾从货币这样一个细节来推断《水浒传》的写作年代，单凭这一点，便足以见出他敏锐的学术嗅觉。在这篇演讲中，侯会以晚明万历年间货币与今天当下之对折，来探讨当时的物价水准，并由此反映和分析了当时百姓生活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我们不妨拿今天的物价水准，去遥想晚明时期百姓生活的众生相。甚至可以从这个角度，把《金瓶梅》看成是晚明社会道德沦丧、价值颠倒的晴雨表。更可由此清楚，金融经济是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基础，百姓生活是否稳定，也是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生活能否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金瓶梅》写了作为商人的西门庆的发家史，侯会介绍了西门庆的五条生财之道和定向选择性极强的花钱之道，廓清金钱和利润是西门庆的生命线及准则。从他发家的过程看，凡能想到的正当或不正当的赚钱手段他都用过了。从西门庆与当时百姓的贫富分化，还可以跟今天做个有趣的对比，一边是宝马香车的富豪，一边是贷了款的大量“房奴”以及根本买不起房的城市穷人。从前不久的一份报道中看到，美国的一个大富豪将自己财产的百分之多少全部捐献给社会。据这份材料称，在世界的富人堆里，单就具有慈善、悲悯和关爱之心而言，中国商人是最差的。商人由社会创造而积聚起来的财富，是否可以拿出一些还之于社会？唯金钱、利润至上的商人，是否可以多一点慈善、悲悯与关爱之心？
侯会并没把潘金莲看成一个简单的“淫妇”、“妒妇”，她原也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她的堕落有一个渐缓渐变的过程。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当一个女人的人格尊严只能靠经济来维持时，生命的悲剧已经开始了。潘金莲连一件皮袄都那么得之不易，最后只有以自己最擅长的性与淫，来要了西门庆的命。男以西门为戒，女以金莲为戒，可乎？
七
说《红楼梦》是千古名著，几乎不会有人异议；而把背负着“淫书”恶名的《金瓶梅》称为名著，甚至伟大作品，就会有不认同了。有意思的是，除了刘世德认为《金瓶梅》难称其为伟大作品，在文学馆讲“金”的其他学者大多认为，《金瓶梅》的确堪称一部名著。
从时间上看，《金瓶梅》比《红楼梦》早出生了一个半世纪，而且，早在《红楼梦》问世不久，就有人说，《红楼梦》是脱胎于《金瓶梅》。无法否认，《金瓶梅》确实对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产生了直接或深刻的影响。《金瓶梅》是否名著，它对《红楼梦》是否产生了影响？该如何艺术地看待《金瓶梅》与《红楼梦》？张俊的“漫议”提供了学术的思考。
中国古代小说到《金瓶梅》有了题材上的突破，即通过家史写了一个个人的荣枯，还写了女性群像的命运。在《金瓶梅》之后，家族小说成为小说创作的题材主流。张俊比较了《金瓶梅》与《红楼梦》艺术上及作者女性观的不同，讲了《金瓶梅》与《红楼梦》在情节结构和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以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借鉴、继承和发展。通过一些具体细节的剖析，确实能让人感到，曹雪芹比那位叫兰陵笑笑生的，在艺术造诣和艺术匠心上，胜出多多。尽管如此，张俊还是愿意借郑振铎的话，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因为它的确开了中国小说写家史的先河，堪称中国第一“世情书”。而《红楼梦》无疑是中国古代写实小说的艺术巅峰之作。然而，这又并不意味着后世之作一定超越前世。因为当我们面对前人文学上的天赋时，常常只能望洋兴叹。曾有位作家调侃，说自己写小说，只不定什么时候稍不留神，就会写成“红楼梦”。我想这不是说他觉得自己真有本事超过曹雪芹，而恰恰是觉得《红楼梦》是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面对天才，莫可奈何！
然而，《金瓶梅》与《红楼梦》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笔墨的或浓或淡，都写了家庭的兴衰荣枯，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条人生的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无节制的欲望终将导致毁灭。无论现代“西门庆”，还是现代“贾府”，也都将难逃这样的命运，古语云：多行不义必自毖！
八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世情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品种，比起志怪、侠义、传奇和神魔小说来，它出现最晚，却一下子打破了小说的传统写法。在中国古代的世情小说中，以《金瓶梅》为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演绎出世情小说的流变与发展。萧相恺的《从〈金瓶梅〉到〈姑妄言〉到〈红楼梦〉》，是对张俊“漫议”的一个延伸。
令我钦佩的是，在目前可以搜寻目录在册的中国古代小说1300余部中，经萧相恺“目验”，也就是阅读过的，竟达800余部。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因而，萧相恺的演讲无疑是丰富、扎实而严谨的。他将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世情小说的发展流脉，进行了简约而清晰的梳理，至少使我在脑子里能够呈现出一个剪影的轮廓，对日后更多地了解中国古代世情小说，大有助益。
萧相恺对《金瓶梅》的评价同样是极高的，认为它的艺术成就很大，称得上是一部伟大作品，因为它洞悉了当时的社会，写出了一个活的社会的真实的侧面。在他看来，《金瓶梅》写的是一群人无限制、无理性的膨胀的欲望，以及在这种欲望之下的毁灭。换言之，表面上看是写淫，实则写的是由淫欲所带来的毁灭。正像《金瓶梅》写潘金莲是发展了《水浒传》中潘金莲这个人物形象身上的“恶”，《金瓶梅》以后的艳情小说，则是大大发展了《金瓶梅》里边的“淫”，成为纯粹的“宣淫”之作，像《痴婆子传》、《绣榻野史》、《如意君传》、《肉蒲团》等。有点反讽意味的是，凡写淫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声明，如此写淫，意在劝人戒淫。从这个角度，我倒要说，淫书不必看，淫事却须戒！
因此，我想，在读《金瓶梅》的时候，眼界得高，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就食色来说，老祖宗早就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管是已经进入成年的，还是已经进入“动物发情期”的青春男女，人生一世，无情无色，可乎？有情、有色的爱情，或者说有情、有色的情与爱，或许才能称得上是完满的人生。在现实生活中，谈情说爱，无情无色，多无趣无味。
然而，滥情、滥性、滥色、滥欲，则有百害而无一利，那样的结果离死就不远了。因为纵欲与死亡，只一步之遥。情色的主题与生命的、生活的主题总是相伴的。任何人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细节，都离不开情与色。它是丰富生活内容、激活生命情绪必不可少的两点。没有它们，人的一辈子无性无欲，活得都跟太监似的，那这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人的正常生命欲望，应是在他正常的生命轨迹中正常地体现出来，这才合乎正常的人性。一旦超出那个度，就要受到惩戒。
读《金瓶梅》，不应仅仅着眼于它那两万多字的性描写，而应想一想怎样去梳理思路，在理性的解剖中，以科学的、历史的眼光去认识作者的创作缘由。他为什么要这么写？提供给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警戒我们什么？作为一个读者，这样也才是成熟和理性的。倘能如此，不会因为看了《金瓶梅》而有不正常的，或者逾越法律界限的行为，社会或许也可又多了一点“和谐”，说不定这同时又还是《金瓶梅》的贡献呢！
六
在听侯会把《金瓶梅》讲成晚明社会的一部“食货志”之前，从未想过小说中的货币描写，会透露出货币在晚明时期人们商品生活中的作用。西门庆的发家史显露他是怎样的一个商人，而“食货”与人性又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
侯会曾从货币这样一个细节来推断《水浒传》的写作年代，单凭这一点，便足以见出他敏锐的学术嗅觉。在这篇演讲中，侯会以晚明万历年间货币与今天当下之对折，来探讨当时的物价水准，并由此反映和分析了当时百姓生活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我们不妨拿今天的物价水准，去遥想晚明时期百姓生活的众生相。甚至可以从这个角度，把《金瓶梅》看成是晚明社会道德沦丧、价值颠倒的晴雨表。更可由此清楚，金融经济是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基础，百姓生活是否稳定，也是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生活能否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金瓶梅》写了作为商人的西门庆的发家史，侯会介绍了西门庆的五条生财之道和定向选择性极强的花钱之道，廓清金钱和利润是西门庆的生命线及准则。从他发家的过程看，凡能想到的正当或不正当的赚钱手段他都用过了。从西门庆与当时百姓的贫富分化，还可以跟今天做个有趣的对比，一边是宝马香车的富豪，一边是贷了款的大量“房奴”以及根本买不起房的城市穷人。从前不久的一份报道中看到，美国的一个大富豪将自己财产的百分之多少全部捐献给社会。据这份材料称，在世界的富人堆里，单就具有慈善、悲悯和关爱之心而言，中国商人是最差的。商人由社会创造而积聚起来的财富，是否可以拿出一些还之于社会？唯金钱、利润至上的商人，是否可以多一点慈善、悲悯与关爱之心？
侯会并没把潘金莲看成一个简单的“淫妇”、“妒妇”，她原也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她的堕落有一个渐缓渐变的过程。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当一个女人的人格尊严只能靠经济来维持时，生命的悲剧已经开始了。潘金莲连一件皮袄都那么得之不易，最后只有以自己最擅长的性与淫，来要了西门庆的命。男以西门为戒，女以金莲为戒，可乎？
七
说《红楼梦》是千古名著，几乎不会有人异议；而把背负着“淫书”恶名的《金瓶梅》称为名著，甚至伟大作品，就会有不认同了。有意思的是，除了刘世德认为《金瓶梅》难称其为伟大作品，在文学馆讲“金”的其他学者大多认为，《金瓶梅》的确堪称一部名著。
从时间上看，《金瓶梅》比《红楼梦》早出生了一个半世纪，而且，早在《红楼梦》问世不久，就有人说，《红楼梦》是脱胎于《金瓶梅》。无法否认，《金瓶梅》确实对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产生了直接或深刻的影响。《金瓶梅》是否名著，它对《红楼梦》是否产生了影响？该如何艺术地看待《金瓶梅》与《红楼梦》？张俊的“漫议”提供了学术的思考。
中国古代小说到《金瓶梅》有了题材上的突破，即通过家史写了一个个人的荣枯，还写了女性群像的命运。在《金瓶梅》之后，家族小说成为小说创作的题材主流。张俊比较了《金瓶梅》与《红楼梦》艺术上及作者女性观的不同，讲了《金瓶梅》与《红楼梦》在情节结构和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以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借鉴、继承和发展。通过一些具体细节的剖析，确实能让人感到，曹雪芹比那位叫兰陵笑笑生的，在艺术造诣和艺术匠心上，胜出多多。尽管如此，张俊还是愿意借郑振铎的话，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因为它的确开了中国小说写家史的先河，堪称中国第一“世情书”。而《红楼梦》无疑是中国古代写实小说的艺术巅峰之作。然而，这又并不意味着后世之作一定超越前世。因为当我们面对前人文学上的天赋时，常常只能望洋兴叹。曾有位作家调侃，说自己写小说，只不定什么时候稍不留神，就会写成“红楼梦”。我想这不是说他觉得自己真有本事超过曹雪芹，而恰恰是觉得《红楼梦》是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面对天才，莫可奈何！
然而，《金瓶梅》与《红楼梦》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笔墨的或浓或淡，都写了家庭的兴衰荣枯，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条人生的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无节制的欲望终将导致毁灭。无论现代“西门庆”，还是现代“贾府”，也都将难逃这样的命运，古语云：多行不义必自毖！
八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世情小说是一个独特的品种，比起志怪、侠义、传奇和神魔小说来，它出现最晚，却一下子打破了小说的传统写法。在中国古代的世情小说中，以《金瓶梅》为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演绎出世情小说的流变与发展。萧相恺的《从〈金瓶梅〉到〈姑妄言〉到〈红楼梦〉》，是对张俊“漫议”的一个延伸。
令我钦佩的是，在目前可以搜寻目录在册的中国古代小说1300余部中，经萧相恺“目验”，也就是阅读过的，竟达800余部。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因而，萧相恺的演讲无疑是丰富、扎实而严谨的。他将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世情小说的发展流脉，进行了简约而清晰的梳理，至少使我在脑子里能够呈现出一个剪影的轮廓，对日后更多地了解中国古代世情小说，大有助益。
萧相恺对《金瓶梅》的评价同样是极高的，认为它的艺术成就很大，称得上是一部伟大作品，因为它洞悉了当时的社会，写出了一个活的社会的真实的侧面。在他看来，《金瓶梅》写的是一群人无限制、无理性的膨胀的欲望，以及在这种欲望之下的毁灭。换言之，表面上看是写淫，实则写的是由淫欲所带来的毁灭。正像《金瓶梅》写潘金莲是发展了《水浒传》中潘金莲这个人物形象身上的“恶”，《金瓶梅》以后的艳情小说，则是大大发展了《金瓶梅》里边的“淫”，成为纯粹的“宣淫”之作，像《痴婆子传》、《绣榻野史》、《如意君传》、《肉蒲团》等。有点反讽意味的是，凡写淫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声明，如此写淫，意在劝人戒淫。从这个角度，我倒要说，淫书不必看，淫事却须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