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 63页
傅光明：人性深处的世情小说(5)
显然，《金瓶梅》的命意具有多元性，萧相恺像在文学馆讲“金”的大多数学者一样，以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作品。而上边说过，大学者刘世德不这样看，他以为《金瓶梅》无论如何称不上伟大。但萧相恺不同意有人把潘金莲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来看，并要为她翻案。潘金莲毒死亲夫，此案是不能翻的。可是，魏明伦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他的川剧《潘金莲》中，又真的替潘金莲“翻案”。事实上，他是从现代视角对潘金莲进行了重新审视。
常说论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自然并非空穴来风，想想，如果没有在《红楼梦》之前出现的一系列世情小说的铺垫，也许不会有《红楼梦》艺术上的一峰突起。其实，今天的文学写作者的也一样，没有前辈文学家的艺术铺垫，怎么可能会有现在的创新与创造呢？现在有一种风气很不好，好像自己的一切都是凭空创造而来，将前人的努力付出一笔抹杀。这至少在为人上，也欠厚道！
萧相恺还特别提到了文学的商品化问题，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拿最近很热的“红楼海选”来说，一方面，它可能真会刺激青年人去读《红楼梦》原著。但另一方面，青年人读《红楼梦》的目的又是短视的，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们读“红”就是为了海选，为了一夜成名。这和“超女”现象又是一致的。现在文化的功利性太强了，在经济利润的驱动下，似乎一切都在商品化着。而且，这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成长中的青少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现在有些还在上小学的女孩子，跟家长说，长大了就要当“超女”。这样的文化现象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九
上边已经说过，《金瓶梅》从问世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仍毁誉不一。因书中的确有大量的淫秽笔墨，毁者称其“淫书”、“秽书”，“坏人心术”；而誉者，则在不否认有淫秽笔墨的同时，认为其堪称“奇书”、“名著”。然而，除了学术界，《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却因其夹杂大量的“淫秽笔墨”而被遮掩。这又恰恰是鲁迅所指出的，“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从而使《金瓶梅》背上了“淫书”的恶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金瓶梅》为“世情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段启明正是撇开了对于书中“淫秽笔墨”的毁誉，把《金瓶梅》放到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脉流中，考察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段启明对《金瓶梅》的界定既巧妙又恰当，说它是一部万历年间问世的、在500余年的流传中备受关注的白话长篇小说。这样说，恐怕就没人不赞同了。因为当一方说它是“淫书”，另一方会说它是“奇书”，并学术地梳理出种种的理由；而当一方说它是“名著”，另一方又会说它明明是在“宣淫”，那大量不堪的笔墨就是明证！
段启明从三个大的方面谈了《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在题材上对前人题材的“拿来”继承，并举例说明它的许多情节故事直接取自《水浒传》和宋元平话；二，分四点讲了《金瓶梅》在艺术上所具有的开创的意义和价值。比起前人之作，《金瓶梅》最大的特色就是具有了小说感。换言之，它更像是小说了；三，坦言《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它十全十美。它的确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引领了后世家庭小说创作的出现。但同时，它也确实开启了后世艳情宣淫小说的先河。
段启明也特别讲了《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倒不妨把这两部著作拿来对照，看看是否如前人所说，《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
有一点不可否认，无论《金瓶梅》，还是《红楼梦》，都是在前人的素材积累之上进行了艺术的创造。以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来说，从文学遗产的角度来看，前人留下了多么丰富的历史素材；再环顾周边，可供创作的现实生活素材俯拾皆是。那我们缺乏什么？不就是缺乏天才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吗？没有艺术创造，何来艺术杰作？又何来大师？光靠呼唤产生不了大师！
由段启明讲到的文学形象与历史的真实，我还想到，用小说来套历史，只会误入历史的歧途，而用历史来挑小说的毛病，则是在常识问题上犯了晕，出了错。
十
如果有人问，小说是什么？您或许不假思索就能回答，小说就是讲故事呗。甚至您能有本事把您所熟悉的小说所讲的大概是个什么故事，原原本本地讲一遍。可如果再问您，小说中的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这么讲？它是用什么方法和技巧讲的故事？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和技巧讲故事？也许您就卡壳了。而这正是小说叙事艺术所要探讨的。
郭英德以《〈金瓶梅〉的叙事艺术》，一个是讲它的叙事结构，一个是讲它的叙事手法。郭英德借美国学者浦安迪的分析，将《金瓶梅》贯穿全书的核心章法归结为，全书以十回为一个结构单元，而又在每个单元的第九第十回之间，构成一个“小结局”，前回与后回的对应，前回对后回的预设，为最后以“大结局”收官铺下埋伏。同时，又把《金瓶梅》这100回的小说的叙事程式，勾画出“20回——60回——20回”，即“散——聚——散”对称的整体图式。作者的人生观和审美观，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图式中得到表现。
同时，也可由叙事艺术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作品的意蕴，从西门庆的盛极而衰，可见其纵欲与死亡的因果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也常如此？正因有了这个前因，才会导致那个后果；而这样的一个后果，又可以反过来去证那个前因。
在听郭英德之前，我读《金瓶梅》，从未想到过作者在西门庆家宅的两边，设置一个道的玉皇庙和一个佛的永福寺，是出于怎样的艺术结构的匠心，也没想过作者要在这样的空间结构里，以象征的方式赋予整个的情节发展以怎样的哲理性意蕴。郭英德把这称之为“双构思维”。一经郭英德提醒，再敏感地将小说中对时令变幻的描写与回目对称联系起来，小说竟好看了许多。原来，作者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四季节令，并非闲笔。恍然间，叙事结构一张纵横交错的网凸显出来。
关于《金瓶梅》的叙事手法，郭英德举例分析并讲解了五种，即“‘影写’叙事”、“白描叙事”、“细节叙事”、“修辞叙事”和“俗语叙事”，在小说中是怎样得到精彩纷呈的运用。他虽然只讲了《金瓶梅》叙事艺术的两个方面，却足以使人领略《金瓶梅》的小说叙事艺术，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显然，《金瓶梅》的命意具有多元性，萧相恺像在文学馆讲“金”的大多数学者一样，以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作品。而上边说过，大学者刘世德不这样看，他以为《金瓶梅》无论如何称不上伟大。但萧相恺不同意有人把潘金莲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来看，并要为她翻案。潘金莲毒死亲夫，此案是不能翻的。可是，魏明伦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他的川剧《潘金莲》中，又真的替潘金莲“翻案”。事实上，他是从现代视角对潘金莲进行了重新审视。
常说论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自然并非空穴来风，想想，如果没有在《红楼梦》之前出现的一系列世情小说的铺垫，也许不会有《红楼梦》艺术上的一峰突起。其实，今天的文学写作者的也一样，没有前辈文学家的艺术铺垫，怎么可能会有现在的创新与创造呢？现在有一种风气很不好，好像自己的一切都是凭空创造而来，将前人的努力付出一笔抹杀。这至少在为人上，也欠厚道！
萧相恺还特别提到了文学的商品化问题，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拿最近很热的“红楼海选”来说，一方面，它可能真会刺激青年人去读《红楼梦》原著。但另一方面，青年人读《红楼梦》的目的又是短视的，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们读“红”就是为了海选，为了一夜成名。这和“超女”现象又是一致的。现在文化的功利性太强了，在经济利润的驱动下，似乎一切都在商品化着。而且，这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成长中的青少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现在有些还在上小学的女孩子，跟家长说，长大了就要当“超女”。这样的文化现象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九
上边已经说过，《金瓶梅》从问世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仍毁誉不一。因书中的确有大量的淫秽笔墨，毁者称其“淫书”、“秽书”，“坏人心术”；而誉者，则在不否认有淫秽笔墨的同时，认为其堪称“奇书”、“名著”。然而，除了学术界，《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却因其夹杂大量的“淫秽笔墨”而被遮掩。这又恰恰是鲁迅所指出的，“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从而使《金瓶梅》背上了“淫书”的恶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金瓶梅》为“世情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段启明正是撇开了对于书中“淫秽笔墨”的毁誉，把《金瓶梅》放到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脉流中，考察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段启明对《金瓶梅》的界定既巧妙又恰当，说它是一部万历年间问世的、在500余年的流传中备受关注的白话长篇小说。这样说，恐怕就没人不赞同了。因为当一方说它是“淫书”，另一方会说它是“奇书”，并学术地梳理出种种的理由；而当一方说它是“名著”，另一方又会说它明明是在“宣淫”，那大量不堪的笔墨就是明证！
段启明从三个大的方面谈了《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在题材上对前人题材的“拿来”继承，并举例说明它的许多情节故事直接取自《水浒传》和宋元平话；二，分四点讲了《金瓶梅》在艺术上所具有的开创的意义和价值。比起前人之作，《金瓶梅》最大的特色就是具有了小说感。换言之，它更像是小说了；三，坦言《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它十全十美。它的确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引领了后世家庭小说创作的出现。但同时，它也确实开启了后世艳情宣淫小说的先河。
段启明也特别讲了《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倒不妨把这两部著作拿来对照，看看是否如前人所说，《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
有一点不可否认，无论《金瓶梅》，还是《红楼梦》，都是在前人的素材积累之上进行了艺术的创造。以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来说，从文学遗产的角度来看，前人留下了多么丰富的历史素材；再环顾周边，可供创作的现实生活素材俯拾皆是。那我们缺乏什么？不就是缺乏天才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吗？没有艺术创造，何来艺术杰作？又何来大师？光靠呼唤产生不了大师！
由段启明讲到的文学形象与历史的真实，我还想到，用小说来套历史，只会误入历史的歧途，而用历史来挑小说的毛病，则是在常识问题上犯了晕，出了错。
十
如果有人问，小说是什么？您或许不假思索就能回答，小说就是讲故事呗。甚至您能有本事把您所熟悉的小说所讲的大概是个什么故事，原原本本地讲一遍。可如果再问您，小说中的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这么讲？它是用什么方法和技巧讲的故事？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和技巧讲故事？也许您就卡壳了。而这正是小说叙事艺术所要探讨的。
郭英德以《〈金瓶梅〉的叙事艺术》，一个是讲它的叙事结构，一个是讲它的叙事手法。郭英德借美国学者浦安迪的分析，将《金瓶梅》贯穿全书的核心章法归结为，全书以十回为一个结构单元，而又在每个单元的第九第十回之间，构成一个“小结局”，前回与后回的对应，前回对后回的预设，为最后以“大结局”收官铺下埋伏。同时，又把《金瓶梅》这100回的小说的叙事程式，勾画出“20回——60回——20回”，即“散——聚——散”对称的整体图式。作者的人生观和审美观，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图式中得到表现。
同时，也可由叙事艺术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作品的意蕴，从西门庆的盛极而衰，可见其纵欲与死亡的因果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也常如此？正因有了这个前因，才会导致那个后果；而这样的一个后果，又可以反过来去证那个前因。
在听郭英德之前，我读《金瓶梅》，从未想到过作者在西门庆家宅的两边，设置一个道的玉皇庙和一个佛的永福寺，是出于怎样的艺术结构的匠心，也没想过作者要在这样的空间结构里，以象征的方式赋予整个的情节发展以怎样的哲理性意蕴。郭英德把这称之为“双构思维”。一经郭英德提醒，再敏感地将小说中对时令变幻的描写与回目对称联系起来，小说竟好看了许多。原来，作者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四季节令，并非闲笔。恍然间，叙事结构一张纵横交错的网凸显出来。
关于《金瓶梅》的叙事手法，郭英德举例分析并讲解了五种，即“‘影写’叙事”、“白描叙事”、“细节叙事”、“修辞叙事”和“俗语叙事”，在小说中是怎样得到精彩纷呈的运用。他虽然只讲了《金瓶梅》叙事艺术的两个方面，却足以使人领略《金瓶梅》的小说叙事艺术，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