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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顽石是吉是凶？
万历十一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管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5】、殿堂、方城【6】、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的寿宫。嘉靖帝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万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的高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300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是1935年和解放初期分别修缮而成。只有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7】、斗拱【8】、檐椽【9】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10】，全是由汉白玉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定陵自万历十一年十月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第二年八月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大峪非吉壤。申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做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的活动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拼个鱼死网破。
机会终于来了。
八月二十七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真乃天赐良机。于是，李植等三人将此事上奏万历，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八月二十九日，两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截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匆匆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就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动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一来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二来对当时在选址大峪山时起重要作用的徐文璧和申时行大为不利。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这时，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谓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石。”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陵址不必前移。
李植等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砌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定，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不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朝中派系间纷繁的角逐以及大臣们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态度，搞得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即召申时行至行殿问道：
“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趁机以解释为名，在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谕令李植调外地任职，将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谕：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从万历十年二月四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到万历十二年闰九月初九，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
万历十一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管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5】、殿堂、方城【6】、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的寿宫。嘉靖帝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万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的高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300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是1935年和解放初期分别修缮而成。只有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7】、斗拱【8】、檐椽【9】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10】，全是由汉白玉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定陵自万历十一年十月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第二年八月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大峪非吉壤。申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做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的活动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拼个鱼死网破。
机会终于来了。
八月二十七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真乃天赐良机。于是，李植等三人将此事上奏万历，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八月二十九日，两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截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匆匆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就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动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一来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二来对当时在选址大峪山时起重要作用的徐文璧和申时行大为不利。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这时，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谓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石。”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陵址不必前移。
李植等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砌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定，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不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朝中派系间纷繁的角逐以及大臣们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态度，搞得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即召申时行至行殿问道：
“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趁机以解释为名，在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谕令李植调外地任职，将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谕：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从万历十年二月四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到万历十二年闰九月初九，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