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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床异梦的一帝二后(2)
考古发掘证明，殷商时代贵族奴隶主墓葬，殉葬人大多放墓室中，明代情况尚无发掘资料可证，依传统习惯，亦当葬于陵内。《明会典》载：“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长陵十六妃俱从葬。献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景陵八妃，一葬金山，余俱从葬。裕陵以后妃，无从葬者。”
由引文可知，殉葬诸妃凡未葬在陵内者，均指出所葬地点，如孝陵“惟二妃葬陵之东西”，献陵“三葬金山”，景陵“一葬金山”。这一推理如果不误，那么东西二井如果埋葬的是长陵殉葬的十六妃，似应作“长陵十六妃，葬东西二井”，或言“葬陵之东西”，不会说“十六妃俱从葬”。再者，长陵16妃殉葬如不在陵内，献景二陵从葬诸妃又当葬在何处？既不见于史籍，实地调查又无遗迹可寻。
葬于十三陵内的诸妃，多数为皇帝的宠妃，生前备受恩遇，封以皇贵妃、贵妃；有的虽不受宠，但曾生育皇子，地位也非一般。殉葬诸妃中虽有贵妃，但多为一般嫔妃和宫女，丧葬礼仪亦当有别。东西二井规制与其他陪葬墓相同，甚至比万历四妃墓、世宗六妃二太子墓规格还高。宫人殉葬不在陵内，单独建置陵园，视同贵妃，似乎不大可能。
按照我国古代“视死如事生”的礼制，皇帝生前深居九重，把皇宫比作大帝居住的紫微宫，其建筑包括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建筑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中心，象征“前有太乙，后有钩陈”的紫微帝座三辰，两翼则分文华、武英二殿，内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宫分处两翼。事实表明，定陵的陵寝建筑确属皇宫建筑的格局。由此推断，十三陵地宫的整体格局亦应与定陵大致相同。这就否定了宪宗朱见深首创左右配殿的说法，并可得出十三陵各陵均有左右配殿的结论。而按照一帝一后葬制，其左右配殿只能为殉葬妃嫔宫女所用。不如此，一个皇后面对两座配殿，到底居左居右，无法解释。
《明书》记载，明初葬制为一帝一后制，故帝陵皇堂只设金井两位。至营造英宗裕陵时，由于其子朱见深不敢违背父皇遗诏，这就面临要在后殿玄堂设置三位的可能。但祖宗制度不能轻易改变，加上臣下等人的坚决反对，所以后殿设双穴。成化四年，钱后崩，宪宗朱见深在既不得罪母亲周皇太后，又不违背遗诏的情况下，将钱后葬于玄宫左配殿。有研究者认为，周皇太后崩后仍和英宗一起葬于后殿（皇堂），而钱后葬于侧室。这本是特殊一例，后来又恢复祖制，帝后棺椁均葬于后殿玄堂之上。
为使这一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不妨再回到万历年间。大学士沈一贯在讨论皇贵妃李氏能否安葬玄宫右侧室时说：臣等再三商量，玄堂之旁，制设左右侧穴，推其初意，或者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臣等不敢轻议。从定陵的玄宫制度看，沈一贯等臣僚的推测不无道理。帝王生前有皇后、妃嫔，死后使殉葬的诸妃之灵居于帝后寝居的左右侧室，是符合“视死如事生”的观念的。贵妃李氏死时，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无嗣，皇长子朱常洛已15岁，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已12岁。从当时情形看，无论如何这三个女人的地位要比李氏高。如果按万历口谕，将李氏葬人玄宫右穴，这三个女人如何在玄宫内安置？大臣们的上疏没有提到这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左右配殿是安葬皇后的，万历也不可能提出这个惹是生非的问题。按当时臣僚们的狡诈聪明和多年上疏谏争的经验更不可能不以祖制作挡箭牌，而仅以“推其初意，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作为并不充足的理由进行抗争。
事实上，从定陵玄宫后殿棺床上的三位金井来看，似乎一切争论都可迎刃而解。假若不是葬皇后，这三位金井，除中间是万历的以外，另二位为谁而设？除了皇后，谁又有资格和大行皇帝“同床共寝”？
至于玄宫左、右配殿空设的原因，是由于英宗已废除殉葬制度，万历怎好违背祖制，重新拿妃嫔宫女殉葬？
看来除了空设，别无选择。定陵左右配殿葬妃而不是葬后，这便是笔者在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后做出的一种新的推论。
就在玄宫打开的当天，长陵发掘委员会的吴晗、邓拓、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夏鼐等先后来到定陵。面对这座幽暗、深邃、辉煌的地下宫殿，这些饱览经书、学贯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匠，无不为之惊叹不已。像这样一座恢弘的大殿，通体没有一根梁柱，历300余年无丝毫损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定陵玄宫的这种五室布局形式，在我国尚属首见，因此很不易为人们所认识。有建筑研究者认为，定陵地下玄宫是地面庭院式布局的反映，主室和配室就是正殿和配殿，三个前室代表三进院子。其实，在明代，一座正殿、一座配殿，前有二进或三进院落的格局，不过是大臣所用的建筑规制。而定陵玄宫建筑是按照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建筑规划设计的，以象征人君之居的特点十分明显。
在明代君臣看来，以奉天殿为主体的外朝建筑群，相当于古代天子临朝布政的明堂。以乾清宫为主体的内廷建筑，则相当于天子的常居——路寝（正寝）。
当然，定陵玄宫各室的长宽比例，根据陵墓的特点，都作了适当的调整。前、中两室呈纵向长方形，后室则接近皇宫正殿的比例。这对表现大行皇帝在阴间的九重深宫无疑具有十分浓重的渲染作用。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除美学上更加考究外，前、中两室给人以深远之感，与后室联结成为宽敞堂皇之整座大殿室，便具有一种神秘辽阔，撼人心魄的气势。
汉代天子陵墓实行“黄肠题凑制”【3】，其中分位虽迄今不详，但所设四羡门【4】，容大车六马，却与六书“天子之宫相通”及历代帝王宫廷建筑四面辟门相合。
明定陵地下玄宫与汉代陵墓相比，虽无四通羡门，但五殿室尤具古代宫室特点。与南唐二陵比较，则形制更为相近。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汉、唐以来，封建统治者在宫室制度方面力图附会《礼记》中记载的周朝古制，而且进一步证明以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在我国帝陵演变史中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发展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布局与艺术风格。
清代的帝陵玄宫除慕陵外，将明代五室玄宫简化了两侧室，形成以明堂券、穿堂券、金券为主体的三室纵列规制。从南唐钦陵到清昌陵，我们不难看出，以明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确实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在中国帝王陵寝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古代人民留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定陵发掘，从1956年5月19日开始，到1957年9月21日打开玄宫，宣告一段落。但整个发掘工程还没有结束，三口脱漆的朱红棺椁中的主人仍在酣睡，玄堂上26箱稀世之宝尚待清理。当天真的发掘者们正要全身心去解开死尸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突变，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考古发掘证明，殷商时代贵族奴隶主墓葬，殉葬人大多放墓室中，明代情况尚无发掘资料可证，依传统习惯，亦当葬于陵内。《明会典》载：“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长陵十六妃俱从葬。献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景陵八妃，一葬金山，余俱从葬。裕陵以后妃，无从葬者。”
由引文可知，殉葬诸妃凡未葬在陵内者，均指出所葬地点，如孝陵“惟二妃葬陵之东西”，献陵“三葬金山”，景陵“一葬金山”。这一推理如果不误，那么东西二井如果埋葬的是长陵殉葬的十六妃，似应作“长陵十六妃，葬东西二井”，或言“葬陵之东西”，不会说“十六妃俱从葬”。再者，长陵16妃殉葬如不在陵内，献景二陵从葬诸妃又当葬在何处？既不见于史籍，实地调查又无遗迹可寻。
葬于十三陵内的诸妃，多数为皇帝的宠妃，生前备受恩遇，封以皇贵妃、贵妃；有的虽不受宠，但曾生育皇子，地位也非一般。殉葬诸妃中虽有贵妃，但多为一般嫔妃和宫女，丧葬礼仪亦当有别。东西二井规制与其他陪葬墓相同，甚至比万历四妃墓、世宗六妃二太子墓规格还高。宫人殉葬不在陵内，单独建置陵园，视同贵妃，似乎不大可能。
按照我国古代“视死如事生”的礼制，皇帝生前深居九重，把皇宫比作大帝居住的紫微宫，其建筑包括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建筑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中心，象征“前有太乙，后有钩陈”的紫微帝座三辰，两翼则分文华、武英二殿，内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宫分处两翼。事实表明，定陵的陵寝建筑确属皇宫建筑的格局。由此推断，十三陵地宫的整体格局亦应与定陵大致相同。这就否定了宪宗朱见深首创左右配殿的说法，并可得出十三陵各陵均有左右配殿的结论。而按照一帝一后葬制，其左右配殿只能为殉葬妃嫔宫女所用。不如此，一个皇后面对两座配殿，到底居左居右，无法解释。
《明书》记载，明初葬制为一帝一后制，故帝陵皇堂只设金井两位。至营造英宗裕陵时，由于其子朱见深不敢违背父皇遗诏，这就面临要在后殿玄堂设置三位的可能。但祖宗制度不能轻易改变，加上臣下等人的坚决反对，所以后殿设双穴。成化四年，钱后崩，宪宗朱见深在既不得罪母亲周皇太后，又不违背遗诏的情况下，将钱后葬于玄宫左配殿。有研究者认为，周皇太后崩后仍和英宗一起葬于后殿（皇堂），而钱后葬于侧室。这本是特殊一例，后来又恢复祖制，帝后棺椁均葬于后殿玄堂之上。
为使这一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不妨再回到万历年间。大学士沈一贯在讨论皇贵妃李氏能否安葬玄宫右侧室时说：臣等再三商量，玄堂之旁，制设左右侧穴，推其初意，或者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臣等不敢轻议。从定陵的玄宫制度看，沈一贯等臣僚的推测不无道理。帝王生前有皇后、妃嫔，死后使殉葬的诸妃之灵居于帝后寝居的左右侧室，是符合“视死如事生”的观念的。贵妃李氏死时，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无嗣，皇长子朱常洛已15岁，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已12岁。从当时情形看，无论如何这三个女人的地位要比李氏高。如果按万历口谕，将李氏葬人玄宫右穴，这三个女人如何在玄宫内安置？大臣们的上疏没有提到这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左右配殿是安葬皇后的，万历也不可能提出这个惹是生非的问题。按当时臣僚们的狡诈聪明和多年上疏谏争的经验更不可能不以祖制作挡箭牌，而仅以“推其初意，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作为并不充足的理由进行抗争。
事实上，从定陵玄宫后殿棺床上的三位金井来看，似乎一切争论都可迎刃而解。假若不是葬皇后，这三位金井，除中间是万历的以外，另二位为谁而设？除了皇后，谁又有资格和大行皇帝“同床共寝”？
至于玄宫左、右配殿空设的原因，是由于英宗已废除殉葬制度，万历怎好违背祖制，重新拿妃嫔宫女殉葬？
看来除了空设，别无选择。定陵左右配殿葬妃而不是葬后，这便是笔者在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后做出的一种新的推论。
就在玄宫打开的当天，长陵发掘委员会的吴晗、邓拓、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夏鼐等先后来到定陵。面对这座幽暗、深邃、辉煌的地下宫殿，这些饱览经书、学贯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匠，无不为之惊叹不已。像这样一座恢弘的大殿，通体没有一根梁柱，历300余年无丝毫损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定陵玄宫的这种五室布局形式，在我国尚属首见，因此很不易为人们所认识。有建筑研究者认为，定陵地下玄宫是地面庭院式布局的反映，主室和配室就是正殿和配殿，三个前室代表三进院子。其实，在明代，一座正殿、一座配殿，前有二进或三进院落的格局，不过是大臣所用的建筑规制。而定陵玄宫建筑是按照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建筑规划设计的，以象征人君之居的特点十分明显。
在明代君臣看来，以奉天殿为主体的外朝建筑群，相当于古代天子临朝布政的明堂。以乾清宫为主体的内廷建筑，则相当于天子的常居——路寝（正寝）。
当然，定陵玄宫各室的长宽比例，根据陵墓的特点，都作了适当的调整。前、中两室呈纵向长方形，后室则接近皇宫正殿的比例。这对表现大行皇帝在阴间的九重深宫无疑具有十分浓重的渲染作用。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除美学上更加考究外，前、中两室给人以深远之感，与后室联结成为宽敞堂皇之整座大殿室，便具有一种神秘辽阔，撼人心魄的气势。
汉代天子陵墓实行“黄肠题凑制”【3】，其中分位虽迄今不详，但所设四羡门【4】，容大车六马，却与六书“天子之宫相通”及历代帝王宫廷建筑四面辟门相合。
明定陵地下玄宫与汉代陵墓相比，虽无四通羡门，但五殿室尤具古代宫室特点。与南唐二陵比较，则形制更为相近。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汉、唐以来，封建统治者在宫室制度方面力图附会《礼记》中记载的周朝古制，而且进一步证明以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在我国帝陵演变史中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发展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布局与艺术风格。
清代的帝陵玄宫除慕陵外，将明代五室玄宫简化了两侧室，形成以明堂券、穿堂券、金券为主体的三室纵列规制。从南唐钦陵到清昌陵，我们不难看出，以明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确实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在中国帝王陵寝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古代人民留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定陵发掘，从1956年5月19日开始，到1957年9月21日打开玄宫，宣告一段落。但整个发掘工程还没有结束，三口脱漆的朱红棺椁中的主人仍在酣睡，玄堂上26箱稀世之宝尚待清理。当天真的发掘者们正要全身心去解开死尸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突变，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