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 51页
迷路石？隧道门？(1)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心中产生了灵魂的概念之后，死后的墓葬就被看得越来越重了，但还没有永远祭祀的意图。由于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人们更认为，死者虽然离开了人世，但灵魂尚存，只不过随着躯壳去到另一个世界而已。这些不死的灵魂，还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因此，人们对死去的祖先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盼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美好生活，并对家族的后人加以保佑和庇护，这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套隆重复杂的埋葬制度和祭祀崇拜礼仪。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事实与结论不仅从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出，在中外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中国几十年考古发掘的墓葬遗址，证实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墓葬都没有发现过封土或标志。只是在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氏族墓葬中，曾经在人骨附近发现有一块小石板，似是这位死者墓内的标记，但却不能作为墓上的标志。在夏、商的大规模墓葬中，也尚未发现过巨大的封土和标志。河南安阳的殷墟，自盘庚迁都于殷之后，作为殷都近300年之久，而奴隶主殷朝帝王生前虽然穷奢极欲，但他们的王陵到现在在地面上也很难看出迹象，由此可知当时还处于不封不树的阶段。正如《礼记•檀弓》所载：“古也，墓而不坟。”“凡墓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
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周礼•春官》上曾载：“以爵为封丘之度。”这也就是说，按照官爵的等级来定坟头封土的大小。春秋战国之后，坟头封土逐渐高大，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墓称为丘，如赵武灵王的赵丘、燕昭王的昭丘即是实例。
从考古中得知，在墓顶之上要垒土成坟、植树做标，这与奴隶制度的完善和经常需要向祖先的鬼魂祈祷、祭祀有关。殷人尚鬼，凡事先要祈告。除向天神祷告之外，向祖宗先王祷告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
为怀念祖先而在墓前拜奠，也需封土、植树作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封土坟头和植树作标的重要性。孔子3岁时，父亲就撒手归天了。孔子长大成人后，想要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地所在。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辗转数月方找到。以重礼著称的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于是便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以便经常前来祭祀悼念。培土垒坟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但人们常以孔子的故事作为封土坟头的起源。
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是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和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地显示了陵寝的庄严肃穆，也增强了建筑艺术效果和神秘气氛。
明十三陵中的宝城形制，景、裕、茂、泰、康、昭、庆、德八陵，明楼下面既设券洞【1】，券洞后边又设月牙城【2】，月牙城的后壁即是琉璃屏。长、献二陵明楼下面虽然设有券洞，但其后面没有月牙城，因而看不到琉璃屏。尽管这十陵在形制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宝城不是伪装的话，宝顶之前、明楼之后就是通往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其准确位置当是在琉璃屏之前。
除思陵属于特殊情况外，永、定二陵明楼之下，既无券洞，其后更无月牙城和琉璃屏。它的形制明显地告诉研究者，其地宫隧道不在明楼之后而在别处。因为明楼高大沉重，牢固起见，未在明楼底下设券洞。既然没有券洞相通，后面的月牙城和琉璃屏便无存在的必要，但无论如何变化，定陵地宫的入口一定直冲明楼，只是隧道口要设在别处。而宝城的墙皮脱落之处，作为通向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已成定局。
1956年5月18日下午，发掘队在定陵的宝城内侧，即与城砖脱陷处相对应的地方，做出了先开一条探沟【3】的计划。在伸向明楼背后的方向，测好位置，钉上木桩，拉上绳子，立上木牌，墨书大字“T1”，表示第一道探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破土动工。这个计划的产生，主要是陵园之外是一片荒野，从保护陵园的安全来考虑才越过城墙在园内开沟。
第二天清晨，赵其昌、白万玉率队来到现场，同时来了38名民工。民工是从附近村中抽调来的。白万玉向他们简单说明了发掘定陵的目的和操作规定，并要求在未打开地下宫殿之前保守秘密。这番话，使本来就对皇陵十分敬畏的民工，心中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
上午7时正，38名民工和发掘队员到齐，分成3队，昭陵村刘怀珠、裕陵村许崇仪、黄泉寺郝喜文分任队长，3队民工手拿铁锨、镐头列队而立，献陵村32岁的队员王启发自告奋勇担当起民工队大队长，分管3队的挖土、担土、运输等等。赵其昌拿起相机，拍下了动工前的第一张照片。白万玉一声令下：“开始——”王启发一马当先弯腰扬臂，挖下了第一锹土。于是，这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以研究为目的，有组织、主动地用考古学方法对皇陵的科学发掘正式动工。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新中国考古史的日子——公元1956年5月19日。
按照绳子做出的标志，民工们一锹锹地挖下去，再把翻起的土小心地装入筐中运往远处。虽然是第一次动工，但民工们却记住了白万玉老人的嘱咐：“我们不是搞建筑工程，也不是挖水库建大坝，不要求速度，而是需要细致的观察和小心地操作……”民工们尽管对考古学一窍不通，更没听说过用科学考古的方法来发掘皇陵，在他们心中只有孙殿英那样的军阀和程老六那样的土匪夜间盗墓的模糊形象，但面前的景况却让他们感到这项工程与众不同。每装进一筐土，都要经过仔细的检查，而且时常把地面挖开，用小铲一点点地刮，寻找可疑痕迹，干这种活，闻所未闻。
赵其昌和白万玉在工地四周密切注视着民工们的操作，几乎每挖出一筐土，白万玉都要仔细观察辨别土质的变化。两个小时之后，探沟已挖了3米多宽、1米多深。宝城内侧1.5米深处露出了一块砌在宝城城墙上不大的石条，这时，有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石条上有字！”
大家顿时闻声而来，围住石条，赵其昌、白万玉也急忙奔过去。果然，在一块横砌的小石条上，显出模糊不清的字迹。赵其昌找来毛刷，蹲下身，轻轻地刷掉上面覆盖的一层积土，奇迹出现了：石条上露出3个雕刻粗浅的字迹。经过仔细辨认，两人几乎同时喊出：“隧道门！”
赵其昌几乎要把脸贴在石条上，他像是对大家说也像在自言自语：“没错，没错，是‘隧道门’三个字！”白万玉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随声附和：“对，对，是‘隧道门’！”民工们望着他俩大喊大叫的兴奋神态，弄不清“隧道门”三字的真正含义，但从两张涨红的笑脸中，却预感到这是一个成功的起点。
一阵兴奋过后，两位工作队长却对着石条呆愣起来，心中都在琢磨这个石条的来历和用意。赵其昌仔细地端详着三个刻字，白万玉不声不响地蹲在一旁抽烟。石碑字体刻痕较浅，也不大工整，不像是营建墓葬所特有的定制。那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三个字呢？会不会是当初故意制造的假象，以迷惑盗墓的后人？民间曾流传皇帝墓中有“迷路石”之说，这块刻石是否就是迷路石？赵其昌想着，似乎觉得这种推断不可能。因为陵墓建成后要派重兵把守，那时的皇帝和大臣，是断然不相信会有人盗墓的，更不可能预见几百年之后，将被当作研究对象来发掘。“迷路石”一说不可能成立。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心中产生了灵魂的概念之后，死后的墓葬就被看得越来越重了，但还没有永远祭祀的意图。由于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人们更认为，死者虽然离开了人世，但灵魂尚存，只不过随着躯壳去到另一个世界而已。这些不死的灵魂，还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因此，人们对死去的祖先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盼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美好生活，并对家族的后人加以保佑和庇护，这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套隆重复杂的埋葬制度和祭祀崇拜礼仪。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事实与结论不仅从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出，在中外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中国几十年考古发掘的墓葬遗址，证实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墓葬都没有发现过封土或标志。只是在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氏族墓葬中，曾经在人骨附近发现有一块小石板，似是这位死者墓内的标记，但却不能作为墓上的标志。在夏、商的大规模墓葬中，也尚未发现过巨大的封土和标志。河南安阳的殷墟，自盘庚迁都于殷之后，作为殷都近300年之久，而奴隶主殷朝帝王生前虽然穷奢极欲，但他们的王陵到现在在地面上也很难看出迹象，由此可知当时还处于不封不树的阶段。正如《礼记•檀弓》所载：“古也，墓而不坟。”“凡墓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
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周礼•春官》上曾载：“以爵为封丘之度。”这也就是说，按照官爵的等级来定坟头封土的大小。春秋战国之后，坟头封土逐渐高大，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墓称为丘，如赵武灵王的赵丘、燕昭王的昭丘即是实例。
从考古中得知，在墓顶之上要垒土成坟、植树做标，这与奴隶制度的完善和经常需要向祖先的鬼魂祈祷、祭祀有关。殷人尚鬼，凡事先要祈告。除向天神祷告之外，向祖宗先王祷告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
为怀念祖先而在墓前拜奠，也需封土、植树作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封土坟头和植树作标的重要性。孔子3岁时，父亲就撒手归天了。孔子长大成人后，想要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地所在。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辗转数月方找到。以重礼著称的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于是便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以便经常前来祭祀悼念。培土垒坟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但人们常以孔子的故事作为封土坟头的起源。
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是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和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地显示了陵寝的庄严肃穆，也增强了建筑艺术效果和神秘气氛。
明十三陵中的宝城形制，景、裕、茂、泰、康、昭、庆、德八陵，明楼下面既设券洞【1】，券洞后边又设月牙城【2】，月牙城的后壁即是琉璃屏。长、献二陵明楼下面虽然设有券洞，但其后面没有月牙城，因而看不到琉璃屏。尽管这十陵在形制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宝城不是伪装的话，宝顶之前、明楼之后就是通往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其准确位置当是在琉璃屏之前。
除思陵属于特殊情况外，永、定二陵明楼之下，既无券洞，其后更无月牙城和琉璃屏。它的形制明显地告诉研究者，其地宫隧道不在明楼之后而在别处。因为明楼高大沉重，牢固起见，未在明楼底下设券洞。既然没有券洞相通，后面的月牙城和琉璃屏便无存在的必要，但无论如何变化，定陵地宫的入口一定直冲明楼，只是隧道口要设在别处。而宝城的墙皮脱落之处，作为通向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已成定局。
1956年5月18日下午，发掘队在定陵的宝城内侧，即与城砖脱陷处相对应的地方，做出了先开一条探沟【3】的计划。在伸向明楼背后的方向，测好位置，钉上木桩，拉上绳子，立上木牌，墨书大字“T1”，表示第一道探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破土动工。这个计划的产生，主要是陵园之外是一片荒野，从保护陵园的安全来考虑才越过城墙在园内开沟。
第二天清晨，赵其昌、白万玉率队来到现场，同时来了38名民工。民工是从附近村中抽调来的。白万玉向他们简单说明了发掘定陵的目的和操作规定，并要求在未打开地下宫殿之前保守秘密。这番话，使本来就对皇陵十分敬畏的民工，心中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
上午7时正，38名民工和发掘队员到齐，分成3队，昭陵村刘怀珠、裕陵村许崇仪、黄泉寺郝喜文分任队长，3队民工手拿铁锨、镐头列队而立，献陵村32岁的队员王启发自告奋勇担当起民工队大队长，分管3队的挖土、担土、运输等等。赵其昌拿起相机，拍下了动工前的第一张照片。白万玉一声令下：“开始——”王启发一马当先弯腰扬臂，挖下了第一锹土。于是，这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以研究为目的，有组织、主动地用考古学方法对皇陵的科学发掘正式动工。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新中国考古史的日子——公元1956年5月19日。
按照绳子做出的标志，民工们一锹锹地挖下去，再把翻起的土小心地装入筐中运往远处。虽然是第一次动工，但民工们却记住了白万玉老人的嘱咐：“我们不是搞建筑工程，也不是挖水库建大坝，不要求速度，而是需要细致的观察和小心地操作……”民工们尽管对考古学一窍不通，更没听说过用科学考古的方法来发掘皇陵，在他们心中只有孙殿英那样的军阀和程老六那样的土匪夜间盗墓的模糊形象，但面前的景况却让他们感到这项工程与众不同。每装进一筐土，都要经过仔细的检查，而且时常把地面挖开，用小铲一点点地刮，寻找可疑痕迹，干这种活，闻所未闻。
赵其昌和白万玉在工地四周密切注视着民工们的操作，几乎每挖出一筐土，白万玉都要仔细观察辨别土质的变化。两个小时之后，探沟已挖了3米多宽、1米多深。宝城内侧1.5米深处露出了一块砌在宝城城墙上不大的石条，这时，有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石条上有字！”
大家顿时闻声而来，围住石条，赵其昌、白万玉也急忙奔过去。果然，在一块横砌的小石条上，显出模糊不清的字迹。赵其昌找来毛刷，蹲下身，轻轻地刷掉上面覆盖的一层积土，奇迹出现了：石条上露出3个雕刻粗浅的字迹。经过仔细辨认，两人几乎同时喊出：“隧道门！”
赵其昌几乎要把脸贴在石条上，他像是对大家说也像在自言自语：“没错，没错，是‘隧道门’三个字！”白万玉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随声附和：“对，对，是‘隧道门’！”民工们望着他俩大喊大叫的兴奋神态，弄不清“隧道门”三字的真正含义，但从两张涨红的笑脸中，却预感到这是一个成功的起点。
一阵兴奋过后，两位工作队长却对着石条呆愣起来，心中都在琢磨这个石条的来历和用意。赵其昌仔细地端详着三个刻字，白万玉不声不响地蹲在一旁抽烟。石碑字体刻痕较浅，也不大工整，不像是营建墓葬所特有的定制。那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三个字呢？会不会是当初故意制造的假象，以迷惑盗墓的后人？民间曾流传皇帝墓中有“迷路石”之说，这块刻石是否就是迷路石？赵其昌想着，似乎觉得这种推断不可能。因为陵墓建成后要派重兵把守，那时的皇帝和大臣，是断然不相信会有人盗墓的，更不可能预见几百年之后，将被当作研究对象来发掘。“迷路石”一说不可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