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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靠“狗肉将军”张宗昌
孙殿英进驻山东曹州后，面对日渐兴旺的军势，在高兴之余又增加了几分忧虑。他觉得自己虽然号称一旅之长，但毕竟不是一名正规军人出身，所率部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匪气十足，尤其是亳州事件，已使自己这支部队声名狼藉，遭人唾厌。若这样一味地折腾下去，很难成就大的事业，即使自己势力再大，世人仍当作一股流寇看待。想到这里，他决定要整饬军队，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自己的队伍朝着正规军的方向发展，力争做到驰骋于疆场而能胜，进驻于领地而能安，彻底改变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不久，他在当地请了一位原保定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退休军人冯养田来做自己的参谋长，以整顿军纪。冯养田不负厚望，一上任，就对孙殿英的队伍，从军官、士兵到军需杂物，都给予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之一切行动都合乎正规军校的操典规范。冯养田不愧为名牌军官学校的高材生，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所训军队素质大变，军容风纪整饬一新，赢得了当地百姓和同行的称赞。一时孙殿英军队的声望鹊起，远远高于附近的其他驻军。
孙殿英看到自己的军队有了如此的美名，自是欣喜万分，索性又在曹州地方高薪聘请了一位名叫梁朗先的饱学之士，作为自己的秘书长。这梁朗先原为一没落举人，前清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受到同僚的排挤而回故乡曹州府隐居，并以借教私塾和替人相风看水维持生活。就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同样以算卦、相风看水为生的落魄文人韩虔古。当梁朗先被聘为孙殿英的秘书长时，韩虔古早已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直鲁联军总司令兼山东省督军张宗昌聘为参谋长了。孙殿英初来山东，正想寻找靠山，设法巴结张宗昌而苦于无门，想不到大路却豁然摆在了面前。当他得知自己的秘书长与张宗昌的参谋长是至交时，欣喜若狂，当即让梁朗先通过韩虔古的关系，向张宗昌引荐自己。梁朗先既做了孙殿英的秘书长，自然是遵命照办，答应一试。
张宗昌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二十三日生于山东掖县祝家村。由于家乡连年遭受荒旱，他18岁时便怀着吃顿饱饭的欲望告别故乡，闯荡关东，先在海参崴一带打工，后落草为寇，成了一名土匪小首领。
辛亥革命后，他率二百多匪众，投北洋军阀冯国璋，由骑兵团长升至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奉命进入江西驻守。不料江西督军陈光远惧怕这头睡在榻侧的“野狮”，便投其所好，选来一江湖美女给张宗昌为妾。张宗昌不知是计，整日沉溺于女色之中，不久就被陈光远在一个深夜将其部下一万多人缴械改编。张宗昌孤身一人逃出江西，先到北京，这时的冯国璋已下台，靠山失去，只有改投靠直系军阀曹锟，谁知此事又被吴佩孚中途搅散，投曹锟未成。
张宗昌走投无路，只有折回东北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见张宗昌甚是可怜，如今穷途来归，又是一个可用之才，便让他当了宪兵营的营长，归宪兵司令陈兴亚指挥。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原吉林省督军孟思远联合他的外甥高士傧（原吉林省驻军的一名师长）并策动旧部“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起事反奉。在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的关键时刻，突然宣布独立，并通电推举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带领所部两千余人和临时收编的两股“红胡子”土匪，将中东路五站的奉军驻守军包围缴械，打算再由绥芬乘火车向西，一鼓作气冲到哈尔滨。
其时，张作霖正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指挥作战，得报有此不测之变，又一时无法抽调兵力应付，便想起了驻扎在哈尔滨的张宗昌，命令其迅速攻打兵变的高士傧、卢永贵部。
张宗昌迅速行动起来，率部赶到五站，打听到卢永贵的部下以及他所吸收的“红胡子”队伍，大多是自己当年在一起打工的工友，而且是乡亲。凭着这种关系，一夜之间，就将卢永贵的队伍全面瓦解。高士傧、卢永贵逃跑途中，又被部下出卖，一并落入张宗昌之手。张宗昌奉张作霖之命，将其二人就地正法。可怜卢永贵从起事到败亡，前后只短短的8天就丢了性命。
张宗昌出奇制胜，收编了卢永贵的部队，实力大增，由原来的一个营扩编为三个团，他本人除被张作霖通电嘉奖外，还被任命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中东铁路护军副司令。张宗昌由衰转盛，终于迈出了飞黄腾达的第一步。就在这一年的初冬，中俄边境上突然涌来近万名俄国沙皇的溃兵。这些人本是沙俄派往欧洲战场的军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这支部队不能回国，又遭红军堵击追剿，于是到处流窜，此时又沿中俄边境来到五站附近找到张宗昌，希望给予援助。张宗昌在请示张作霖后，决定将白俄军五千多人连同武器一起收编，让他们单独成立了一支铁甲车炮兵队，由俄国军官聂卡耶夫带领，直接受张宗昌指挥。第三旅的实力再度扩大，张宗昌也威名大震。
虽然张宗昌的部队在不断扩大，但军饷却无多大增加，官兵生活极苦。为解决军饷问题，张宗昌便下令在五站种植鸦片，以其暴利获得饷源。
由于张宗昌的实力渐大，引起了奉系一些将领的嫉妒，加上这支混成部队平时匪气十足和种植鸦片的恶名，又使许多将领对张宗昌十分不满。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报告张作霖坚持要把这支队伍除掉，张作霖渐被说动，终于决定借1923年奉军冬季实战演习之机，彻底遣散这支部队。
但张宗昌想法笼络住身为校阅委员会实际负责人的郭松龄，并通过李景林疏通关系，与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结拜为异姓兄弟。张学良特别在张作霖面前替张宗昌说了一番好话。张作霖大为高兴，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张宗昌由吉林省防军第三旅的地方武装，改编为正规部队的东三省陆军第三旅，防区亦由五站、绥宁一带移往靠近沈阳东丰、西丰、北丰的三丰地界。张宗昌因祸得福，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又打开了一条通路。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任命为奉军第二军副军长，同军长李景林合兵一处进击热河南路。在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南逃后，张宗昌率部入关，在滦州、清东陵一带劫掠地方百姓和皇家陵园珍品财富的同时，又大量收编直军残部，所率人马由原来的一万多人猛增到十几万人，并且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宗昌被晋升为奉军第一军军长，在华北一带不可一世。这支军队不仅有北洋军阀军队的共同特点，而且更有它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官兵极其复杂的成分和出身，十几万人的队伍，其中土匪、游民、地痞、流氓等占据大半，绿林匪帮和流氓无产者构成了张宗昌军队的主流。除此之外，张宗昌还拥有一支其他军阀没有的白俄部队【1】和由他儿子张济乐为团长的一支两千多人的童子军，年龄均为十岁左右。这支兵匪合一、中外合一的“联合国军”，所到之处，无不十室九空。
张宗昌本人则于1925年7月以山东省督军、省长、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始了对齐鲁百姓的无耻统治和压榨。他不仅以声势显赫而闻名遐迩，更以贪婪无度、凶暴残忍、荒淫无耻而著称于世。他督鲁期间，是山东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张宗昌也以“三不知”将军而给后人留下了话柄，即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手下有多少兵，身边有多少姨太太。又由于平时爱吃狗肉和打烂仗，被称为“狗肉将军”。
在韩虔古的斡旋下，孙殿英终于在济南督军府见到了张宗昌。在此之前，韩虔古已在张宗昌面前替孙殿英说了许多好话，言称他的队伍训练有素，而且不骚扰百姓，极受当地老百姓的称赞与敬重等等。这次孙殿英来拜访，又屡屡表示臣服和真诚归顺之意，相同的经历，相同的发迹史，相同的脾性使张宗昌对这位和自己一样同为土匪出身的旅长颇有好感，当场答应将孙殿英的队伍收编，并定番号为直鲁联军第二十五师，孙殿英被委任为师长。
孙殿英进驻山东曹州后，面对日渐兴旺的军势，在高兴之余又增加了几分忧虑。他觉得自己虽然号称一旅之长，但毕竟不是一名正规军人出身，所率部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匪气十足，尤其是亳州事件，已使自己这支部队声名狼藉，遭人唾厌。若这样一味地折腾下去，很难成就大的事业，即使自己势力再大，世人仍当作一股流寇看待。想到这里，他决定要整饬军队，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自己的队伍朝着正规军的方向发展，力争做到驰骋于疆场而能胜，进驻于领地而能安，彻底改变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不久，他在当地请了一位原保定军官讲武堂毕业的退休军人冯养田来做自己的参谋长，以整顿军纪。冯养田不负厚望，一上任，就对孙殿英的队伍，从军官、士兵到军需杂物，都给予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之一切行动都合乎正规军校的操典规范。冯养田不愧为名牌军官学校的高材生，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所训军队素质大变，军容风纪整饬一新，赢得了当地百姓和同行的称赞。一时孙殿英军队的声望鹊起，远远高于附近的其他驻军。
孙殿英看到自己的军队有了如此的美名，自是欣喜万分，索性又在曹州地方高薪聘请了一位名叫梁朗先的饱学之士，作为自己的秘书长。这梁朗先原为一没落举人，前清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受到同僚的排挤而回故乡曹州府隐居，并以借教私塾和替人相风看水维持生活。就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同样以算卦、相风看水为生的落魄文人韩虔古。当梁朗先被聘为孙殿英的秘书长时，韩虔古早已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直鲁联军总司令兼山东省督军张宗昌聘为参谋长了。孙殿英初来山东，正想寻找靠山，设法巴结张宗昌而苦于无门，想不到大路却豁然摆在了面前。当他得知自己的秘书长与张宗昌的参谋长是至交时，欣喜若狂，当即让梁朗先通过韩虔古的关系，向张宗昌引荐自己。梁朗先既做了孙殿英的秘书长，自然是遵命照办，答应一试。
张宗昌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二十三日生于山东掖县祝家村。由于家乡连年遭受荒旱，他18岁时便怀着吃顿饱饭的欲望告别故乡，闯荡关东，先在海参崴一带打工，后落草为寇，成了一名土匪小首领。
辛亥革命后，他率二百多匪众，投北洋军阀冯国璋，由骑兵团长升至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奉命进入江西驻守。不料江西督军陈光远惧怕这头睡在榻侧的“野狮”，便投其所好，选来一江湖美女给张宗昌为妾。张宗昌不知是计，整日沉溺于女色之中，不久就被陈光远在一个深夜将其部下一万多人缴械改编。张宗昌孤身一人逃出江西，先到北京，这时的冯国璋已下台，靠山失去，只有改投靠直系军阀曹锟，谁知此事又被吴佩孚中途搅散，投曹锟未成。
张宗昌走投无路，只有折回东北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见张宗昌甚是可怜，如今穷途来归，又是一个可用之才，便让他当了宪兵营的营长，归宪兵司令陈兴亚指挥。
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原吉林省督军孟思远联合他的外甥高士傧（原吉林省驻军的一名师长）并策动旧部“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起事反奉。在奉直两军在榆关对峙的关键时刻，突然宣布独立，并通电推举高士傧为奉吉黑三省讨逆军总司令，带领所部两千余人和临时收编的两股“红胡子”土匪，将中东路五站的奉军驻守军包围缴械，打算再由绥芬乘火车向西，一鼓作气冲到哈尔滨。
其时，张作霖正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指挥作战，得报有此不测之变，又一时无法抽调兵力应付，便想起了驻扎在哈尔滨的张宗昌，命令其迅速攻打兵变的高士傧、卢永贵部。
张宗昌迅速行动起来，率部赶到五站，打听到卢永贵的部下以及他所吸收的“红胡子”队伍，大多是自己当年在一起打工的工友，而且是乡亲。凭着这种关系，一夜之间，就将卢永贵的队伍全面瓦解。高士傧、卢永贵逃跑途中，又被部下出卖，一并落入张宗昌之手。张宗昌奉张作霖之命，将其二人就地正法。可怜卢永贵从起事到败亡，前后只短短的8天就丢了性命。
张宗昌出奇制胜，收编了卢永贵的部队，实力大增，由原来的一个营扩编为三个团，他本人除被张作霖通电嘉奖外，还被任命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中东铁路护军副司令。张宗昌由衰转盛，终于迈出了飞黄腾达的第一步。就在这一年的初冬，中俄边境上突然涌来近万名俄国沙皇的溃兵。这些人本是沙俄派往欧洲战场的军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这支部队不能回国，又遭红军堵击追剿，于是到处流窜，此时又沿中俄边境来到五站附近找到张宗昌，希望给予援助。张宗昌在请示张作霖后，决定将白俄军五千多人连同武器一起收编，让他们单独成立了一支铁甲车炮兵队，由俄国军官聂卡耶夫带领，直接受张宗昌指挥。第三旅的实力再度扩大，张宗昌也威名大震。
虽然张宗昌的部队在不断扩大，但军饷却无多大增加，官兵生活极苦。为解决军饷问题，张宗昌便下令在五站种植鸦片，以其暴利获得饷源。
由于张宗昌的实力渐大，引起了奉系一些将领的嫉妒，加上这支混成部队平时匪气十足和种植鸦片的恶名，又使许多将领对张宗昌十分不满。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报告张作霖坚持要把这支队伍除掉，张作霖渐被说动，终于决定借1923年奉军冬季实战演习之机，彻底遣散这支部队。
但张宗昌想法笼络住身为校阅委员会实际负责人的郭松龄，并通过李景林疏通关系，与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结拜为异姓兄弟。张学良特别在张作霖面前替张宗昌说了一番好话。张作霖大为高兴，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张宗昌由吉林省防军第三旅的地方武装，改编为正规部队的东三省陆军第三旅，防区亦由五站、绥宁一带移往靠近沈阳东丰、西丰、北丰的三丰地界。张宗昌因祸得福，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又打开了一条通路。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任命为奉军第二军副军长，同军长李景林合兵一处进击热河南路。在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南逃后，张宗昌率部入关，在滦州、清东陵一带劫掠地方百姓和皇家陵园珍品财富的同时，又大量收编直军残部，所率人马由原来的一万多人猛增到十几万人，并且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宗昌被晋升为奉军第一军军长，在华北一带不可一世。这支军队不仅有北洋军阀军队的共同特点，而且更有它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官兵极其复杂的成分和出身，十几万人的队伍，其中土匪、游民、地痞、流氓等占据大半，绿林匪帮和流氓无产者构成了张宗昌军队的主流。除此之外，张宗昌还拥有一支其他军阀没有的白俄部队【1】和由他儿子张济乐为团长的一支两千多人的童子军，年龄均为十岁左右。这支兵匪合一、中外合一的“联合国军”，所到之处，无不十室九空。
张宗昌本人则于1925年7月以山东省督军、省长、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始了对齐鲁百姓的无耻统治和压榨。他不仅以声势显赫而闻名遐迩，更以贪婪无度、凶暴残忍、荒淫无耻而著称于世。他督鲁期间，是山东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张宗昌也以“三不知”将军而给后人留下了话柄，即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手下有多少兵，身边有多少姨太太。又由于平时爱吃狗肉和打烂仗，被称为“狗肉将军”。
在韩虔古的斡旋下，孙殿英终于在济南督军府见到了张宗昌。在此之前，韩虔古已在张宗昌面前替孙殿英说了许多好话，言称他的队伍训练有素，而且不骚扰百姓，极受当地老百姓的称赞与敬重等等。这次孙殿英来拜访，又屡屡表示臣服和真诚归顺之意，相同的经历，相同的发迹史，相同的脾性使张宗昌对这位和自己一样同为土匪出身的旅长颇有好感，当场答应将孙殿英的队伍收编，并定番号为直鲁联军第二十五师，孙殿英被委任为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