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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刀夺爱(1)

  【前言】

  1975年2月,台湾岛内发生一起震惊全台的金融风暴。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这家成立于1946年,当时存款高达台币一百五十亿元,傲视全台合作社同业的龙头老大,不堪当时的理事主席蔡辰洲长期的大力掏空,一夕之间倒闭了!

  事件发生后,影响所及,蔡辰洲家族的国泰集团所有关系企业均受到波及,一时间,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世道动荡,商机萎缩。十信事件发生后,台湾经济连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台湾股市也陷入极其萧条的窘境。为数众多的上市公司,在那一年也都中箭下马,纷纷倒闭。

  十信事件发生的两年后,股市经过休养开始复苏,慢慢的从低档整理的谷底中,走出了一波反弹回升行情。而台湾的房地产景气开始回温,房价逐渐回升,这时候,以鸿源为首的地下投资公司,打着高利的旗帜,大量非法吸收社会游资,然后再转投资进股市。这种推波助燃的效应,更引发股市大幅上涨。台股于此展开连续三年喷出的大涨走势。

  在这段台股大涨行情期间,过去某些倒闭的上市公司,由于拥有大量闲置土地,加上原有经营层早已离职,因此这些“无主的孤儿”,就成为股市里,有心人士觊觎的焦点。本文就是述说某家上市公司,在众家逐鹿最终被并吞的故事。

  【正文】

  摘星楼外星光灿烂,摘星楼里却暗潮汹涌。谁也不知道,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这悄悄酝酿。酒吧的服务员说,好像可以隐约听见有人说,他们要摘一颗星,一颗在房价股价狂飙中被盖上厚厚灰尘的星。

  一九八七年六月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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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夏,台湾股市正从1985年十信倒闭事件后连续三年低档整理的格局中慢慢走出了一波反转行情。台湾的房地产景气也在开始升温,价格逐渐回升。再加上岛内瞬间涌现出了以鸿源、龙翔为首的大量的投资公司,它们大量地吸收民间的资金转投股市与房地产,更是对其起到了推波助澜地效应。两市市场已经回暖,民间的投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但是,当时谁也没料到股市在往后三年里竟然走出的是一波史无前例的大多头行情。股指从1100点飙升至了12400点。

  这年的6月某夜,尽管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多,台北中山北路国宾饭店顶楼——“摘星楼”里依然热闹非凡。顾正彦已经在摘星楼坐了一会儿,他在等人,等两个老搭档。两个长期在股市和他合作策划炒作的搭档。

  摘星楼全场灯光幽暗,除了台桌上点燃的小蜡烛外,就仅有大堂角落的吧台亮着五颜六色的灯光而已。落地大窗外是台北中山区灯火辉煌的夜景,身处其中就仿佛身处浩瀚无涯的宇宙一般,伸伸手就真的可以摘到星星似的,这是这钢琴酒吧取名的由来,也是顾正彦约两个老搭档来此的原因:他们选这个地点的目的就是讨个吉利,因为这次他要摘颗极大的星——“福星公司”。这是一家停产多年、股票濒临退市的公司。

  福星公司是一家在台湾上市20年的老公司,六七十年代曾经有段辉煌的历史,其主要的营业是三夹板的生产与加工。由于台湾森林木材资源短缺,福星公司的原料一直仰赖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进口。七十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改变政策,禁止原木出口,只允许加工成品出口。东南亚的货源断绝以后,福星公司一度转向美加采购,木材属于大宗物质,体积庞大,运费占成本比率颇大。由于路途遥远,运费大增,福星公司的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再加上东南亚国家的三夹板,大举向台湾倾销,在此种双重打击之下公司陷入亏损局面,最终在1984年公司退票停工停产,股票股价也由历史的最高价38元/股,一路下跌,跌破面额至6元/股。而当该公司退票停工停产时,已累积积欠银行贷款高达18亿元台币,整个公司的员工由最新鼎盛时期的650人,流散至18人,这些人只是在维持公司的一个壳而已。董事长金某又偏偏在1985年因病去逝,整个公司基本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若不是还有一纸台北地方法院批准得以重整的公文保护着,福星公司早已经从股市下台一鞠躬了。而顾正彦此次就是接受三木集团张董的委托,打算摘下这颗别人眼中不起眼的星星。

  三木集团的老板张力是个是个极具草莽性格,脾气率直,魄力极强的企业经营者。早年由台湾中部乡下到台北打拼。由建筑工地板模工起家,然后承包小工程,逐步壮大实力,历经二三十年的艰苦奋斗,最后创建了一家包括土地开发,建筑销售,企划营运,拥有资产达20亿元的大公司。张董的个性,平素也十分喜投机,近年来在股市着墨很深。顾正彦向来就是他的军师,举凡张董欲炒作任何股票,整体运作皆由顾正彦策划。这次张董的触须伸向福星公司,并非一时性起,而是经过深入的调查与研究。

  福星公司自从1984年倒闭后,其银行负债总额已从18亿元利上滚利累计到1987年中期的24亿余元。而其机械设备多年未曾使用,又不曾保养,大多已荒废腐朽,形同废铁,其公司所余最大的资产就是工厂的土地。由于1987年台湾经济开始起飞,股市露出上涨的苗头,房地产开始升温,好的地皮需求颇殷,对三木张董这种常年在地产界打滚的老江湖来说,好地段的土地就像馋猫眼中的鲜鱼一般。而福星公司的地皮就是张董此刻眼中的鲜鱼。

  福星公司名下三块土地,台北地区2块,高雄市区1块,台北地区这两块面积不大,合计仅约一千来坪,最大的是高雄市区那一块,土地面积高达6万坪,地目属工厂建地。

  从六十年代末期以来,台湾的房地产一直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土地需求随着都市人口的增长而出现紧俏的局面。传统的商业及住宅建地成本均相当高昂,建筑业已经将眼光转向工厂建地。在张董的专业眼光中福星公司高雄厂这块面积庞大,地块完整的地皮,就像垃圾堆中的钻石,是迟早要散发出灿烂耀眼的光芒地。

  由于福星公司取得高雄这块地皮时间为1968年,公司账面上取得成本仅2亿余元新台币,然而根据三木集团张董其专业的评估,福星公司高雄厂地皮当时市价已高过40亿元,而且地价仍在上涨中。据张董的估算,如果将这地皮整体开发起来,建成一个集商业及住宅为一体的综合小区,那整体销售金额可能高达百亿元以上。

  另一方面而言,福星公司的资本额6亿元,总流通股数6千万股,随着1987年股市的升温,股价在有心人的默默吸货下已从历史的最低价每股6元飙升到18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全数收购该公司股权,总金额约需十来亿元左右,再加上银行债务24亿余元,合计约需三十来亿元左右。依此相比,这笔买卖的潜在利润可达数十亿元以上。话虽如此,福星公司倒也不是桌上的柑桔——可以随手取来。在张董事先暗中派人调查的资料报告中,有两大股势力栖身其中,第一个是外号“光大刘",七十年代就叱咤台湾股坛风云一时,光大证券公司董事长刘宪章,而另一个则是横跨房地产开发与信托业的大洋集团,其整个持股分配是庄家刘有1300万股,大洋集团有1900万股,其余零散的由一般小股民持有。

  且不说一般小散户,单这两股势力就持有福星公司超过5成的股权,而这也是福星公司股价会由6元的最低价默默的涨至18元的原因。

  而此次三木集团张董找顾正彦的目的就是要他设计一套方略:一则从这两大集团手中夺下股权,二则不能打草惊蛇,所以必须快刀斩乱麻,一举将这两方的持股全部买下;因为如果让这两方的其中一方警觉到另有有心人想介入福星公司,任何一方只要留下足够一席董事的股权,那就后患无穷。